《和沙龙做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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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龙做邻居-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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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国土狭小,不过1。4万平方公里。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每一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土地上,至少就有###福建劳工。
  这些中国劳工中,真正完全符合以色列法律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可能就是大使馆统计在册的七八千人。根据以色列法律,外国劳工获得以色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定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必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都得不到保障,而且被警方发现,则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返回国。
  当然,这些“非法劳工”,并不仅仅来自中国,其他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甚至秘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都有。据估计,以色列的外籍非法劳工总数,至少在2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虽有合法入境手续,但都属于“逾期滞留”;小部分则压根就没有过签证,完全是通过非法途径偷渡过来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7·17”特拉维夫爆炸事件后,许多受伤者宁可挣扎着溜走,也不愿意上警察的救护车。因为他们怕警察一查明自己的“黑工”身份,马上会将他们遣返回国。
  以色列同行对此无奈评价是:这些“黑劳工”怕以色列警察,更甚于怕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
  “4·12”耶路撒冷爆炸中遇难的林春美、蔡献阳都是合法劳工。但“7·17”特拉维夫爆炸案中的几名受害者,都是“逾期滞留者”。在中国驻以使馆的交涉下,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初步同意,支付“7·17” 自杀式爆炸的中国受害者医疗费用并偿付国家抚恤。
  但由于两者身份毕竟有区别,两次爆炸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会有所差异。
  林春美、蔡献阳遗体回国时,以色列高官到机场送行,沙龙向他们的妻子写了一封充满感情色彩的信笺。但当许恒勇和李斌回国时,伴他们同行的,只有地中海无言的海风,他们悲痛欲绝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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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3)
  中国人还比较受欢迎
  以色列在中东国家中,是一个富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排名世界第十位。而且,犹太人教育程度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许多体力活、脏活、累活,都需要外国劳工来干。
  根据犹太人传统,从事农业等产业的工人,连续工作六年后都需要“休耕”一年,说是休耕,以犹太人的精明,也只是自己不干,将土地交给非犹太人去耕作,种好种坏并没有太高的苛求。
  以前以巴局势相对平静时,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巴勒斯坦人来做。2002年巴勒斯坦人爆发反以起义以来,以色列清除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这些岗位的空缺,自然也就被外籍工人所填补。这当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劳工。
  这使外籍劳工和巴勒斯坦工人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7·17”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一位受伤的外籍劳工曾嚷道,这里是外国工人居住区,“巴勒斯坦人为什么炸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的推断,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以色列工作已两年多的樊志刚说:“我们和巴勒斯坦人关系也挺好,但总也有一点别扭,可能他们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活,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在以色列多年的王崇君说:“以前,我还是对安全相对乐观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去商店买东西,他到商店里,忽然看到一个人不停冲他使眼色,他感到很奇怪,商店里正好也没他要的东西,他马上离开了。”
  “哪知道,就在他走了还不到100米,爆炸发生了,他回头一看,就是那个商店。”王崇君感叹,“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爆炸越来越多,就像在特拉维夫中国人比较集中的罗马街,经常爆炸,好几个中国工人被炸死了。现在,都打红眼了。”
    省钱后面的悲剧
  “4·12”耶路撒冷爆炸和“7·17”特拉维夫爆炸,之所以有中国工人伤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同他们尽量要省钱的习惯有关。当然,我这么讲,决不是为自杀式爆炸者开脱。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应受到所有有良知人的谴责,更何况,受害者也包括无辜的中国同胞。
  “4·12”耶路撒冷爆炸案,发生在耶胡达集贸市场。这是一个露天市场,物价在耶城来讲是最便宜的,比一般超市至少低一半,而且菜也比较新鲜。因此来这里买菜的人从早到晚都络绎不绝。在耶城的中国劳工只要买菜,也首选这个地方。
  我在耶路撒冷期间,也经常到该市场采访和购买东西。也正因为人多,这里就成了自杀式爆炸者最可能光顾的地方。
  另外,中国劳工们没有交通工具,出入一般都乘坐最便宜的公共汽车。
  虽然他们也知道,公共汽车上是自杀式爆炸发生最多的地方。但为了省钱,他们还是愿意冒险。但不想,4月12日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巴勒斯坦姑娘,最终就选择了耶胡达集贸市场旁边的公共汽车,造成了六人死亡的惨剧,其中也包括我们两名中国同胞。
  “7·17”爆炸案发生在特拉维夫南部的老中心汽车站,这里物价便宜,是许多外国劳工聚居的地方。街道旁边开有许多的咖啡馆和酒吧,店铺都比较小,老板为了省钱,也很少雇请安全人员。而受自杀式爆炸影响,以色列只要是大一点的商店,都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对进入的每一个人进行详细的检查。但这样,也自然抬高了经营成本,里面的东西都比较昂贵。
  因此,对于这个便宜但却安全难以保证的老汽车站,许多以色列人都是敬而远之的。但附近的外籍劳工却并不太在乎,有空还是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喝点酒。一则是因为这里东西便宜,比较适合于他们的消费水平;二则,他们认为这里是外籍工人区,应该不会有什么自杀式爆炸。中国劳工如果朋友来访,或者犯“酒瘾”了,也喜欢在这里消费一下。而事后孙美昌讲,这是他到以色列一年来第一次到外面喝酒,但不想就碰上了爆炸。
  另外,这个地方也是特拉维夫的“红灯区”之一。外籍劳工们往往都是单身一人,实在无聊时,也经常上这里来光顾一番。据以色列警方披露,7月17日晚,当一名自杀式爆炸者进入该地区时,一名妓女还曾向他兜售自己,但这名自杀式爆炸者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来这儿并不是来寻找快乐的,我是来这儿寻死的。”妓女一时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是碰上了一个白痴;但几分种后的爆炸,才使她恍然大悟。
  在她恍然间,许多人已倒在了血泊中。
  接连的爆炸,也彻底粉碎了许多劳工心头 “巴勒斯坦人只对付犹太人” 的幻想。一名罗马尼亚劳工就感慨表示,他原来还以为,在以色列,纷争也只针对犹太人,与他这个外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想不到现在爆炸是不管什么人都炸。他表示,他“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卖命的”,他决定马上收拾行装,越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越好。
    赚钱还是回家?
  外籍劳工接连在以色列遭受自杀式炸弹袭击,也给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背上了又一个包袱。因为这许多劳工属于非法劳工,根本没有投保,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对于这些遭受自杀式爆炸的外籍劳工,以政府又要求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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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4)
在“7·17”特拉维夫爆炸案次日,以国民保险公司就呼吁政府,取消对这些非法外籍劳工的赔偿,或者由政府出面给钱,而不要让保险公司掏腰包。
  对于这些非法外籍劳工,以政府也是无可奈何。由于以巴战事吃紧,军队和警察基本上都投入到军事行动或安全保卫上,根本腾不出人手来顾及他们。而且,即使抓到了他们,怎么处理也是一件难事!
  如果将他们关监狱,现在以监狱都已经爆满。为关押这些非法劳工,以政府甚至一度想过租用旅馆,但最终因为开销实在太大而放弃。
  以色列警方告诉我,现在他们逮捕非法劳工也是“缩手缩脚”,采取的是“量出为入”——遣返一个劳工,留出一个监狱空位,再逮捕一个劳工。但遣返也非一帆风顺,一般至少需要12-14天。碰到有的劳工反对遣返打起官司,或者没有护照需重新申请护照(这也是常事),时间拖得还要长。
  其实,凶险的现实、同胞接连的遇难,也使一些中国劳工萌生了退意。他们在接受询问时都表示,他们正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到底是有风险的美元好,还是安全的生命要紧!
  暴风雨似乎越来越浓烈,更多中国人倒在血泊中。2004年1月29日,陈能鹰乘坐的公共汽车开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的沙龙官邸附近,自杀式爆炸者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坐在汽车后排的他身负重伤,一只眼睛永久失明。
  生活在恐惧中继续。来以色列照顾他的妹妹陈华总有着种种不适应。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后,她更感到了恐惧,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总是提心吊胆的,走在大街上,没有国内那种放心的感觉,好像周围总有什么危险。现在局势这么乱,更是这样。”
  “在以前,我也觉得自杀式爆炸概率挺小的,但自从哥哥遇到这种事情后,我总觉得就很近,每次去医院,上公共汽车,我都能感觉到腿在发软。”她说。
  感到腿软的,应该不只她一个中国人。我曾问一位中国驻以女外交官,对在以色列生活有什么感想,她想了一会,一字一顿地回答:“这是一种在生命边缘的生活,很刺激,也很无奈。”
  

18。以色列“人民公社”的蜕变(1)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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