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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预算。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对军国主义的抛弃可以从后来国防预算的削减中看出来。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均摊，国防预算从１９９５年的９％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８％。美国军援的增加部分抵消了预算的减少。但是，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使国防预算又增加了。根据财政部的预测，在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的情况下，国防预算将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８％。
第三，社会变革。上世纪９０年代的经济繁荣和拖延已久的和平进程，促使以色列上流社会脱离军界、转入商界，这使战斗部队落入“外围”社会分子手中，而下层社会承担着与巴勒斯坦人作战的重任，因而赢得了社会更多的认可。
对于未来的和平进程，以色列政治社会学家亚吉拉·利维预言，国际压力和经济衰退可能最终将以色列拖回到谈判桌旁。但阿卢夫·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军队更可能继续追求“赢得战争”的冒险目标，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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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沙龙官邸“挂上号”（1）
与沙龙做邻居，麻烦事肯定不少。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常有，频繁的安全检查更是难免。当然，玩笑也不少。比如去拜访沙龙，许多有经验的记者往往穿着拖鞋，而且往往还要提着裤子。为什么？因为皮带头都是带铁的，肯定要解下由机器检测。就因为跟沙龙做邻居，一不小心，我一介草民竟然在官邸“挂了号”，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特工打电话查实我身份、背景
说起这件事，也怪自己疏忽。
话得从事发前一天夜晚说起，我因外出采访，回家晚了，转了附近几个街区，竟然找不到一个泊车的位置。最后，无奈来到住所附近的“时光”咖啡馆。这里与沙龙官邸隔街相望，曾经发生过一次惨烈的自杀式爆炸。但现在依然灯火通明。
咖啡馆旁边停着一溜的车，泊在马路牙子上。看看附近也没有禁停标志，而且有这么多车“身先示范”。忙着回家写稿的我就将车停在了这里。
不想，却铸成了“大错”。第二天一早去取车，路牙子上孤零零只剩下我一辆车。车旁边则是一个小伙子，一身黑服，五大三粗，平头，腰挎手枪，耳塞通话器，正拿着一个金属探测器，在车辆周边忙前忙后地试探，不时趴下来望车底里观看。
虽然周围没拉警戒线，但看到这架势，旁边的行人和车辆还是远远绕开了。按照在以色列的生活经验，很不幸，显然我的车已被认为是可疑目标了。这位小伙子正在检查是否有不明炸弹！
我赶忙上前解释，说自己是昨天深夜停在这里的，当时周边有许多车，以为这是可停车的地方……开车的人总是怕警察，更何况是在这是非地方。我真怕一不小心他们把我当成了恐怖分子，或者真把车当不明炸弹物引爆了。
听到我在旁边连声说着好话，黑衣小伙子站起来，面无表情，然后是一连串的询问：这是你的车吗？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这种问题，倒是经历过不止一次。于是一一作答：这确实是我的车，我是记者，来自中国，在这儿已一年了……
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反问他：“好像你不是交通警察，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这纯属明知故问，因为从穿着打扮看，我已猜测他属于特工保镖一类。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来自一路之隔的沙龙官邸。要没这点眼力，我就白白做沙龙的邻居这么长时间了。
果然，他掏出一个证件，迅速在我面前一晃。“看见了吗？”他问我。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大致也看到了，证件上是照片，旁边有较大的英文字——“ＰＯＬＩＣＥ（警察）”。这证明了我的判断，他应该是特种警察，特工吧！
“那你肯定是来自那儿？”我指了指街对面的沙龙官邸。
他含笑不答。算是默认了吧！对于我的反问，他似乎也颇有些意见。随即继续对我的审问：“你住在哪里？”
“林肯街，就在那儿。”我划拉了一下，跟他指了指方向。
“具体点！”可能是看我太过随意，他登时板起面孔，要求我说出具体地址，详细到哪条街哪号楼哪个房间。
“林肯街２０号楼１２号房间。”我无奈，只能一一报出。心中忐忑——以后肯定没有安定的事，他们一有问题，肯定会来敲我的门。
特工依然面无表情，一一记录下来。然后他转到车前，抄下车牌号，并要求我拿出行车证明，抄下保险号。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拿出你的护照！”他喝道，真仿佛我成了一个嫌疑犯。身处以色列这种检查如家常便饭的国家，护照一定要随身带的。我马上掏出来递给他。
“你站在这里，别动，等一会我再找你。”黑衣特工发话，然后他走开几米，打开护照，又开始在纸上记录。不时，他瞟一眼旁边焦急等待的我。
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一会用手机，一会用对讲机，甚至两个接连用，并不时朝笔记本上写着，忙得不亦乐乎。
十来分钟过去了，我实在沉不住气了，走了上去，问“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也有点不高兴了。
“谁叫你走过来的，我命令你，立刻回到原地。”特工有点发怒了。
“为什么？我是记者，不是犯人，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外国记者。”我也有些愤怒。经常听中国劳工抱怨以色列警察常找中国人麻烦，难道亲身碰到了一例！
“对不起，我正在核实你的身份，请再稍等一会，马上就好。”看着我不妥协的态度，特工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下。
既然这样，只能等了。
事后，以色列朋友说，以他们的判断，当时这名特工可能正跟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以这么长的时间，肯定已给内政部、新闻办公室等各个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护照是否真实，此人到底是何背景等等。
全副武装的警察“押送”我过马路
也应该理解特工的高度紧张。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多起自杀式爆炸事件，而且，据以色列安全部门“辛贝特”说，一些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曾数次企图在这里设伏，袭击出门的沙龙。因此，安全警戒一刻也松懈不得。
但有时他们的警惕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他询问我职业。我回答是记者。然后他问那你来以色列干什么。我真是哭笑不得，说：“你以为记者能干什么？”他最后也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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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沙龙官邸“挂上号”（2）
半个小时后，黑衣小伙子终于查完了护照。我正为“警报解除”而大舒一口气时，哪知道这才是一系列麻烦的开始。
下面是检查车辆。先是打开后车盖，他探身进去，拿探测棒把所有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接着是前盖，拧开这个螺丝，打开那个开关；然后是车底，俯身下去，东敲敲，西探探……
当然，我还应该为他的“文明行为”感到高兴。据新华社驻加沙前首席记者马晓霖讲，有一次，以军曾在他不在场时，打开车门将他的车检查了一遍，当然没用他的车钥匙，而且从外貌上基本看不出检查的痕迹。
检查完车辆，又开始继续询问。小伙子的态度还是那么严肃：“在来以色列之前，你还去过哪些国家？”
我去过的几个国家，是以色列颇忌讳的地方。一般我也懒得提起，省得自找麻烦；但既然问起来，撒谎可能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以摩萨德的身手，什么事他不晓得呀。分社同事明大军说，可能像我们这些记者的住所，里面都有摩萨德的监视器。
我只能老实交代：“阿富汗呆过，还有巴基斯坦。”
然后又是老问题：“你去那里干什么？”
无奈，我只能又回答：“你觉得一个记者去那里能干什么？”
接下来是搜身，包括我随身带的小背包。我告诉他，背包我随身携带，并没有放在这辆车上。但也没用，还是要检查。
看到我包内的小数码相机，他又要求向他演示最后一张照片。很不巧，照片的最后一张，是我前一天在希伯来大学拍的，正好是一个游泳馆的开放时间表。
我真后悔死了，昨天拍什么不行，为什么拍这个。一般情况下，我照片都是当天拍，当天处理，以便不要占用数码相机储存卡太多空间。偏偏昨天太忙了，忘了！
我后悔，小伙子更犹如发现了重要情况，立刻朝对讲机“叽哩哇啦”讲了半天。最后，他冷冰冰对我说：“我必须复印一下你的护照，你可以你可以在原地等，也可以随我走。”
“随你走，去哪里？”我问。
他指了指对面的沙龙官邸，以怀疑的眼光盯着我。
我也就豁出去了。既然碰到了这种事，那就跟他去吧，看他到底会怎么样？反正自己是一个记者，即使在沙龙官邸“挂上号”，无非也就是以后多点嫌疑而已。
身正不怕影子歪，反正自己也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就权作一次不寻常经历吧！
他有些惊讶，但也没说什么。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大模大样横穿马路。但到了沙龙官邸门口，他却不让我进了，把我交给一个持冲锋枪的士兵。
“为什么？不是要我跟你走吗？”我争辩着，有些不甘心。
“你只能在这儿等，请你尊重我们值勤的纪律。”没奈何，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莽撞只能是自讨苦吃。
回头看我的车，刚才一惊一吓，离开时把车熄火了，但却忘了关灯。我于是对士兵说，我必须先过去一下，把车灯关了。不然电池耗完了，我就有更多麻烦要处理了。
士兵挺客气，没说什么。但我走一步，他就跟一步。平端着冲锋枪，始终与我保持三步距离。于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