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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喜欢仰慕富翁和权贵，对贫民百姓却看不上眼，这种风气对于建立和维护等级差别和社会次序虽然必不可少，但同时也造成了普遍的道德败坏。本应给予智者和君子的敬佩常常给了那些阔老和高官，而穷人和弱者却常常不公平的遭受只有恶棍和傻瓜才应该得到的蔑视。古往今来，论理学家们一直对此痛心疾首。
我们都希望美名远扬、赢得尊重，害怕落到名声扫地、不为人齿的下场。可是一旦我们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人们尊敬的不仅是智慧和美德，蔑视的也不仅是罪恶和愚昧。随处可见，有钱有势的人受万众景仰，德才兼备之士却无人问津。强者即使做恶多端、愚昧无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而贫弱者虽然清白无辜却总是遭人耻笑。人们之所以一心向上爬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和钦佩，要达到这个梦寐以求的目标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勤学苦读、洁身自好，一是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争强好胜的心理表现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一种是谦虚谨慎、公正无私。这两种不同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典型：前者披着耀眼的光环、引人注目，其实华而不实；而后者则显得大方得体，但除了少数目光敏锐的人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后者虽然凤毛麟角，但却是真正的德才兼备之士，是社会的栋梁。而大多数人总是毫无私心的（这一点很奇怪）顶礼膜拜着财富和地位。
我们尊敬智慧和美德当然不同于尊敬财富和地位。这两种感情并不难以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相试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虽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二者的表现一般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细心观察很容易混为一谈。
贫民百姓可能拥有和富豪权贵相同的优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对后者的尊敬远胜于前者，他们甚至赞扬后者的骄傲自大，更甚于敬佩前者的诚恳朴实。如果说应该得到我们尊敬的仅仅是财富和地位，而不是优点和美德，这简直是冒犯了这些高贵的品质和美妙的词语。但是事实上，财富和地位始终是人们崇仰的对象，因此很多时候它们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尊敬。只有罪大恶极和愚蠢透顶的傻瓜才会配不上那高高在上的宝座。小民们整日循规蹈矩，偶尔一次行为有失检点就会招来轻蔑和嫌恶的眼光，而那些大人物经常放纵无礼却能够得到宽容。
还好，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追求美德和追求财富（如果不是不本分的痴心妄想）的途径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一致的。只要他们踏实肯干，行得正、做得直，多数都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成就，甚至偶尔有点出格也会带来好处。但是，如果一贯寡廉鲜耻、背信弃义、胆小怕事、生活放纵，再有才华的人也会一事无成。而且中下层民众从来不会以势压法，他们总是对法律心存敬畏，尊重这种维护正义的规则。他们的成功通常离不开邻里、同行和朋友的帮助和赞扬，品行不端的人很难得到这些。所以，“老实人不吃亏“这句话应验在他们身上几乎是一点不错的。因此，在一般社会公德的层面上，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还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可以指望他们能达到相当的道德水平。
可是上流社会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在宫廷生活和社交场合中，想要飞黄腾达不能指望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僚的敬重，而是要迎合骄横愚昧的上司们那希奇古怪的偏爱，在这里德才兼备之士还不如溜须拍马、坑蒙拐骗之徒更吃香。在和平年代，大乱未至之时，帝王将相整日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丝毫不想承担为民造福的责任，以为有那些娼优弄臣们就足够。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将那些故做姿态的仪表风度和小聪明，看的比战士、政治家、哲人或者议员的男子气概还要高。那些粗俗卑鄙溜须拍马之徒肆意的污蔑和践踏一切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这些美德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乡野之间都十分重要。而在道德沦丧的上流社会中这种马屁精随处可见。
这段话是亚当斯密在300年前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的那个时代写的，拿到今天的社会中依然适用，经济学之父以他特有的洞察力和细致的观察阐述了人性，他在《道德情操论》这本著作中所花的精力远远大于著名的《国富论》，以至于《国富论》发表的时候上面著明该书的作者是撰写《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本人也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得多，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其宗旨就是向世人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重要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他还肯定了利己心的社会作用。他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从这种“经济人”活动的利己主义出发，探讨了人类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只是二者在论述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论述的着重点不同，《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伟大的社会学著作《人口论》，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同的是，《人口论》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更象自然科学，它没有主观的人类情感方面的东西，而是在客观上描述了人类社会，就象人类观察蚂蚁和其他生物一样无情而冷酷。《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在书的开篇写到：“近年来，自然哲学方面伟大而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不受约束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颖而奇特的政治见解把人搞得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犹如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马尔萨斯提出：“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殇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马尔萨斯在300年前通过自然法则预测了人类社会的不可完善性，这与理想主义社会改良者是针锋相对的。理想主义者认为某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可以达到人人快乐，人人平等。这样，马尔萨斯成为了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学说无疑是严谨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广泛使用，中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正来自马尔萨斯。同时，这个学说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础，达尔文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