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者，大义凛然，从容不迫。她下了楼梯，穿过楼道，进了自己位于六楼的办公室。一路有许多眼睛盯她，而议论声如蜜蜂乱舞，其中一些甚至碰到了她的脸上。
她在办公桌前坐下，拿起茶杯喝了几口水，又抓住鼠标毫无目的地在电脑屏幕上乱点了几下，忽然就伏在桌沿上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笑，只知那笑的欲望像兔子一样在胸膛里蹦跳，怎么都按捺不住。她全身抖动，笑得就跟古人形容的那样，花枝乱颤，眼泪都迸了出来。
她知道自己失态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既有悖于常理，也有悖于她的性格。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竟然有顶撞上级的胆量。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她在这幢大楼里真有过什么前途的话，从此之后就不会有了。幸好，她已经不在乎这个了。
她止住笑，用面巾纸揩干眼角的泪水，看看到了下班时间，抓起挎包就走。
在门外，她碰到了她的顶头上司，与她共用一间办公室的郑爱民副主任。她旁若无人地与郑爱民擦身而过，也懒得注意他的表情。郑爱民追着她走了几步，嘀嘀咕咕地跟她说了几句什么，她没听清，也就置之不理。
经历了一场意外的袁真觉得自己不是过去的袁真了。
看着袁真的背影一步步离开了楼顶，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我心里仍惴惴不安。毫无疑问，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袁真都将因这场意外而处于某种尴尬境地，她在机关里不会有好日子过。而我，正是陷她于尴尬的重要原因——作为保卫科长，我拥有楼顶这扇门的钥匙，昨天我来楼顶巡查过，离开时顺便用脚勾了一下门，那门却不像是机关的门，没有一点服从的秉性，非但没有自己碰上，反而弹了回来。我心里正烦躁，就懒得管它，甩手而去了。如果我不烦躁，就会把门关上；如果门关上了，袁真就到不了楼顶；袁真不到楼顶，也就不会遭人误解而发生这场意外。萨特这家伙真是把话说绝了，真的是他人即地狱，在这件事上，我就是袁真的地狱。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心软的男人，不，我心硬得很。要是换个人，我绝对不会心里不安，即使她真的跳下去了，我也会认为与我无关。你也不要以为，我和袁真有什么特殊关系，我们也就是认识时间长一些，还有，就是我和她的表妹吴晓露谈过一年恋爱。平时在机关里和她照面，也就是说上一两句闲话，互相笑笑而已。当然，当袁真对我笑时，我总有一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像透过来一缕阳光，把心中的某些角落照亮了。你要知道，袁真是很少对人笑的，她太矜持了，特别是在领导面前，她总是那么沉静、沉默、沉稳，她的矜持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比如在电梯里遇到领导了，即使是我们莲城的最高领导，你不先开口，不先对她笑，她也不会首先打招呼的，她只会两眼漠然地盯着红色的指示灯，只等电梯门一开，就若无其事地走出去。
如此一来，袁真的作派就与机关里别的女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十分的另类，她的矜持被人视作孤傲，视作清高，视作不懂人情世故甚至于目无领导，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依我看来，袁真的矜持也好，孤傲也罢，都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它们的作用可能相当于刺猬身上的刺，或者穿山甲身上坚硬的鳞片。当然了，从另一角度来说，亲昵和恭顺也许是更好的自我保护，这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和运用了。人太复杂了，机关人更甚，这里不多说。
其实，孤傲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孤傲得起来的，孤傲也是要有资本的。相貌与才华，就是袁真被人公认了的资本。我不想说她漂亮，漂亮这个词对她来说太俗气，也太轻飘了。我宁愿说她美，她的端庄，她的清秀，她的匀称，她的素净，甚至于她的矜持，都是这种美的组成部分。她也化妆打扮，但不显山不露水；她从不穿过于暴露的衣服，但即使是一身严谨的职业套装，也包裹不住她特有的往外散发的女性魅力。
总之，这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回味经久的女人。她的才华更是一把搁在口袋里的尖锥，早就露了头角的。她能写一手好文章，被列为机关里屈指可数的笔杆子之一。这不是说她的文章里就没有套话，做官样文章，套话必不可少，关键是她的套话总是套得恰到好处；而她的文字呢，却感性得很，即准确又灵动，在言语的背后有着强大的逻辑力量。她并不在写报告的职位上，在八楼办公的常委们，要做某种报告时，却时不时地点名要她来捉笔。
所以，在别人眼里，具体来说，在机关干部们的眼里，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是早该提拔了的。可是，在机关工作十几年了，她连我都不如，我还有个实职，她连个实职都没有，还只是个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虽然别人也袁科长袁科长地叫，在我听来，那称呼是十分的刺耳的。
曾经有好多次，都风传她要提了，到后来却总是落空。这风传常常与秘书长喜欢许愿有
关，而在机关里，表面上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却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与人事有关的事更是比电波传得还快。旁人一听说，就觉得这回袁真有戏了。这一次就是如此，一个月前，秘书长给袁真布置一个写材料的任务时，就给她许了一个愿，说只要好好完成任务，一旦有提拔的机会，组织上首先就考虑她。其实，在推荐和申报的权力范围内，组织上就是秘书长。可结果到了民主推荐这个程序时，“组织上”却以年轻化的名义在被推荐人的年龄上设了限，推荐了某个副书记的秘书，将袁真排除在外了。自然，袁真无论如何也不是副书记秘书的竞争对手，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投了她的票，其中也包括我。
事后，也就是今天下午，秘书长怕袁真想不通，便找她去谈话，做她的思想工作。秘书长经常将他的政工师职称炫示于人，说做思想工作是他的政治优势，也是他的强项。此言不虚，非但是他的强项，简直是他的嗜好。秘书长习惯于先给人许愿，许的愿实现不了，再以组织的名义做思想工作，侃侃而谈，不厌其烦，一直做到即使你心不服，也要你口服了才会放你走。这有一点像游戏，或许就因为带点游戏的性质吧，秘书长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当然，秘书长也是一片好心，人在失望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重燃希望之火，否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不过，秘书长的领导艺术再好，诲人的技巧再高，对袁真也没用，否则她就不会从秘书长办公室出来后感到烦闷，要到楼顶去透气，从而导致这么一场意外。
不过说句公道话，秘书长基本上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给人许的愿，大部分还都落实了的。在这个问题上，袁真还真不能怨天尤人，她自己有些工作没做到场。其实在推荐之前，我在电梯里遇到她时还特意提醒过她。我说：“袁真，秘书长那里做工作没有？”
袁真似乎有点不明白：“做什么工作啊？”
我笑了笑，伸出两个指头做了个点钞票的动作。
袁真淡然一笑，就不作声了。我的话她不可能不懂，现在的莲城，给领导送礼是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没有什么说不得的。但她显然不认同，我清楚地看见一丝不屑的神色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
常言说得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这个袁真似乎连常识都没有。你又孤傲，又不送红包，难道还要别人求你不成？这样一来，提拔不成不说，联系到另外一件陈年往事，事情就愈发的复杂了，就不仅仅是对领导不尊重了。
那件事发生在十五年前，那时，我和袁真都刚进机关不久。忽然有一天，我们被抽到一个调查组，去青山县青云乡调查市委工作组组长骚扰一个中学女教师的事。调查组有三个人，我和袁真都是成员，组长是市委办的纪检室主任。袁真是负责做记录的，不用开口，将听到的记下就行了。可即使是这样，袁真也被那位叫廖美娟的女教师赤裸裸的话羞得抬不起头来。那时，她虽然也不小了，可还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等到与那位被控告的工作组长谈话时，袁真的脸就更红了，头低得几乎垂到了膝盖上，因为工作组长激烈地辨称，他的手只到过女教师的哪些哪些部位，某些隐秘的地方是绝对没有光顾过的，而且根本没有暴露过自己的某些器官。工作组长委屈之极，口口声声恳请娘家来的领导替他做主，不能让女教师的污蔑毁了他的前程。说到激动处，他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将袁真吓了一大跳，笔都落到了地上，脸也胀红了。调查陷入了困境。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廖美娟却突然找到了我们，坦白说这一切都是她的不实之词，她是与工作组长有过一些亲密接触，但都是她主动的，她之所以投怀送抱，是另有所图，想让组长帮忙将她调到县里去工作，而她之所以写信诬告他，是因为他拒绝了她，她一气之下才做了错事，工作组长没有被她的糖衣炮弹打倒，他是党的好干部，我们应当表扬他而不是处理他，她愿意为此事承担该承担的一切责任。事情总算弄清楚了，我们对廖美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工作组长也做了某种程度的抚慰和告诫，就回到了市里。
按说这么一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可是世事难料，谁知道，那位叫吴大德的工作组长扯起了顺风帆，后来在下面当了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往上升，三年前竟回到市里做了我们的秘书长！第一次在会场听新来的吴秘书长讲话时，我和袁真面面相觑，无有话说。面对一个曾对自己下过跪的上级领导，我们内心的复杂和尴尬可想而知。我希望吴大德秘书长不是鸡肠小肚之人，忘掉这样不愉快的事是明智的。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