厍齑蠛湔ǎü莸乃奚岜徽ǎ盖子衷诮备橇艘淮Ψ孔印Ｄ鞘狈ū姨焯毂嶂担盖妆阌盟镒式鸷捅ㄉ缁勐蚪平稹⒚莱Ｖ怠�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先是借住在朋友家，不久，母亲在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解放初，我们搬到北京后，母亲在南长街买了一块地，与中山公园只一墙之隔，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这是我们一家人享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房子，直到“*”才被迫搬出来。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母亲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一个法治轨道，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还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当时我爱人关在汉和弟弟都极力反对。但母亲说：我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母亲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这样无党无派者是不多的。
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刚刚解放的开封，母亲和一些立法委员对此提出质询。《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里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她“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会场乱作一团，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5）
1948年7月，《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严重*，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诉母亲政府已对她下了逮捕令，母亲立即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逃到香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还对母亲发布了“通缉令”。
母亲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只有三舅邓友德，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一场病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走了另一条道路。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在那里进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邓友德当上国民政府新闻局副局长，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质问母亲：“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场不同。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后，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
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巴西、日本等地，最终落在台湾。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周总理还记得三舅，跟母亲说：“你要动员友德回来！”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但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紧张，虽然他已经退休，但还是心存畏惧没有来。1993年敬琏到台湾访问，又托人找到舅舅，这一次他们终于见了面。他还托敬琏带月饼给母亲，可惜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再见一面。
最后的舞台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后，《新民报》一部分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母亲刚从香港回来，面对这种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见周恩来。和总理见面时，母亲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总理回答：“可以。”后来又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1950年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北京社则于1952年在资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出面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到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刚解放时，母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北京《新民报》结束后，她在报社担任顾问。继父在公私合营的上海《新民报》仍有社长的名义。1956年，继父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母亲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父母都参加了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继父以他一贯的谨慎，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母亲以她一贯的直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最关心的还是法治问题。有一天早饭时，继父对母亲说：“小弟让你说话多想想。”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母亲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和法治？？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直到1961年他们才有了新的工作。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做书画组顾问，母亲做小餐厅顾问。父亲为前来活动的画家准备笔墨纸砚，端茶倒水；母亲还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绝活。
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闲了多年的父母亲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他们亲自跑去找朱学范帮助出面。很多年后，上海的《新民晚报》还跟母亲说那里还有她一笔钱，她说：送给工会吧。
母亲一生总是帮助别人。她自己说：我从来不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她去世后，我收拾她的屋子，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一堆寄款单，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人，她自己生活很节俭，但是别人求助于她时，她从来都毫不吝惜。
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母亲对国家的痴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她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公布结果那天，我正好陪她在新加坡，她在新闻里听到北京落选时，还大声连连叹息。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对王宝森案的感想。现在弟弟敬琏成了著名经济学家，从性格上讲，母亲也给了他很多影响。
1989年，继父去世，享年92岁。6年后，母亲去世，享年88岁。一直到晚年，母亲还是求知不倦，每天看报还用红笔、蓝笔画出重点，给继父看。我想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她50岁时便失去了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
（部分照片资料来自蒋丽萍、林伟平所著《民间的回声》一书）
（200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