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那时候，我还只是国家队集训队员的身份。1992年底，国家队在广西南宁组织了一次大的集训，当时各省尖子选手都在其中，陕西队除了我，还有王璇、冯钦、晏辉。
那次集训，国家队将所有男女跳水队员分成两个大组，分别由吴国村和于芬带领，总教练是徐益明。我和张练属于吴国村一组。
吴教练的训练非常严格、严厉，因此，我们组的训练量特别大。每次水上训练结束后，还要到田径场进行素质训练。这时，我的跑步才能得到彻底体现，这都是我小学时跑步看电子游戏的结果。不过，吴练对我要求特高，规定我每次跑步必须进入前几名。
田径场跑道是煤渣铺的，５００米一圈，一两次拿前几名没问题，但每次都名列前茅，那就是“超人”了。我想，就是现在号称魔鬼训练的队伍，也无法达到我们当年的那种运动量。好在我年纪小，练得辛苦，体力恢复起来也快。晚上8点训练归来，反正不管看到什么，就胡乱吃些什么。广西特色菜田鼠肉，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香甜无比，后来一听是田鼠，恶心得差点吐出来。。
那次集训，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奥运会冠军孙淑伟。
大腕孙淑伟
这就是大腕吗？训练量少、幽默、憨厚、敏锐、细腻……
训练量少是这位黑马王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孙淑伟在训练中非常善于偷懒，无论是白天的陆地、水上的动作练习，还是晚上的素质训练，他总是能省则省。我们要求跑５圈的，他就基本上不跑。实在万不得已，才在最后一圈时冲刺一下。
我心里想，这就是奥运会冠军的标准。什么时候练就了他那样的水平，自己也就不愁进行这种痛苦的专项训练了。现在想来，这多少有些冤枉孙淑伟。对于不同水平和层次的选手确实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上升阶段、打基础的孩子来说，魔鬼训练是必须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了先进技术的世界名将而言，让他们适当“偷点懒”，好钢用在刀刃上，的确不是一个明智的方法。
孙淑伟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幽默而憨厚。那个时候，我、晏辉、冯钦（当时我们都不是国家队的），以及孙淑伟、余卓成5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仨是一个队的，平常自然唧唧喳喳个没完。不过我们和孙淑伟、余卓成是一个大组的，平常接触机会也很多。和他熟了之后，发现他不像想像中那么可怕，没架子、而且不耍大牌，特好接触。
我那时候大概是“讨人嫌”的年龄阶段，熟悉了，就有点没大没小，甚至会欺负孙淑伟这个“大腕”。
孙淑伟的思想非常敏锐而细腻，时不时来几句妙语，幽默一把。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说话不利索，那口粤式普通话总是成为我嘲笑的对象。虽然我的川式普通话也不太标准，但毕竟口齿清楚，足以笑话他了。他老喜欢用“介、介（这）”当做口头禅，说个半天也没进入下文，我就调皮地学他说话，跟他一起“介、介”。
很多时候，他会跑来作势“揍”我。等我一求饶、住嘴了，他就不吓唬我了，一切和好如初。可是等他刚回到自己床上的时候，我这边“介介”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于是，他又作势气冲冲地过来……
在这种追逐嬉戏中，总是以他最后威胁说“行，你就这样啊，等明天我再收拾你”而告终。这句话倒说得干脆利索，我见好就收，偃旗息鼓。
孙淑伟给我的第三印象是豪爽。那个时候，他总会买许多我们见都没有见到过的零食，还有许多人送给他的食品。当时我们都住下铺，上铺基本上都是空的，他就把所有吃的东西往上铺放，训练回来后“打牙祭”。
他有一盒别人从香港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味，条状的，像棍子一样，用铁盒子装的，分量很少，但包装特别精美，而且味道特别香。当时他拿回来后，曾礼节性地让我们品尝过一块，我吃过之后，感觉真是人间美味！从此总惦记着什么时能再吃上一口。因为他的存货太多了，孙淑伟并不特别在意这盒饼干，我却每天都在计划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吃美味。
我曾厚着脸皮找他要过，他装作生气的样子不给，因为我老是“介、介”地逗他。明的不行，我只好来暗的了。找机会偷吃一根，不能贪多，否则本来东西就少，他一定会发现的。我当着晏辉他们的面吹牛说：“你们别怕，看我的。”我就拿一根“棍子”饼干吃。可是越吃，越害怕他发现；越怕他发现，就越馋。不知有意无意，他从来没有当场“抓获”过我。可惜的是，我后来再也没重温过那种饼干的味道。
世界冠军余卓成比孙淑伟大一岁，也特富有。南宁小吃特别多，总有小贩沿街叫卖，他基本上都会买回来，比如红薯片之类的东西，象征性地给大家尝过之后就放在上铺，自己慢慢吃。我们没钱，买不起零食，又特别眼馋。只好趁他们串门的时候偷来品尝，真是巧了，我们好几次刚摸向上铺的食品袋，他就会突然进屋来，看到我们吃惊而紧张的表情，他就明白了。顶多吓唬我们几句，就大方地拿出零食，和我们共享。
不过有时候，他拿我们开心、找乐，大喊着：“到底是哪个在偷吃我的红薯片啊？！”看到我们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互相傻笑的样子，他特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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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跑腿（1）
进了国家队，我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为大家提供服务，尤其是为孙淑伟和伏明霞“跑腿“，成了我最快乐的时候。
１９９３年全运会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冬训。这时的我，也结束了“临时工”身份，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不过，我暂时离开了张练，投在国家队副总教练吴国村门下。
吴教练手下拥有最顶尖的男队高手，如孙淑伟、熊倪、兰卫、余卓成、王天凌等大批超一流选手。而女队主力，包括伏明霞、池斌、郭晶晶、熊敏等，都是另外一位副总教练于芬的弟子。
如果说中国跳水是梦之队的话，那这两个组，就是梦幻阵容中金字塔尖。他们全都是征战奥运会等大赛的主力班底。
可以想像，此前没有获得过一项冠军头衔的我，能置身于这样的冠军群体，该是何等的幸运。
不过幸运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孤独感。在没有教练张挺的这段日子里，我就像没了“主心骨”，极其渴望认同感。
每天，我都用近乎玩命的态度来对待训练。而在训练之余，我也希望能为大家多做点什么。
在吴国村组，我和女队员谭舒萍最小。当时，国家队每周都要评出先进集体、先进宿舍，每个组都要评出先进个人。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宿舍墙上，贴着一张奖罚计算表，有好多个项目，如陆地运动和强度最大，加５０分；水上运动和强度最大，加多少分；早操、训练全勤、按时完成训练日记、个人卫生等等。
我们组的先进个人，不用争，基本上都是我。在南宁集训时，先进个人的奖励是肥皂、洗衣粉；到北京后，奖品升级了，变成了一双李宁牌袜子。
这种奖励对那些大腕队员来说，也许是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出风头的机会，每周得奖后，我都会在宿舍里得意地轻轻嗓子，又不好意思太声张，打来温水，洗脚，擦干，然后换上“战利品”新袜子。
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我的动作都会很慢，也很专注，一丝不苟，好像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得到认可，又能鞭策自己前进的仪式。
那时候，袜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当年那个李宁书包，是等同的。
敏感而脆弱的少年心啊。
当然，为大家提供服务，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和孙淑伟、王天凌一个房间。孙淑伟由于是奥运会冠军，住的是单人床，我和王住的是上下铺。有段时间，王住院治疗腰伤去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孙淑伟两个人住。
这时的孙淑伟已褪去了身上神奇的光环，但话依然不多，偶尔也给我讲讲他的辉煌过去，但这种机会不多。的确，对１７岁的他与１４岁的我而言，两者之间的距离绝不止三岁这么简单。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代沟，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是成熟的人与心志发育未完成人的代沟，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与少不经事的新人之间的代沟，这个代沟，需要众多国际比赛、成功和失意来添平。
更何况，他本不是一个善于交流、善于主动表达的人。
但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为孙淑伟买东西，充当“跑腿”的角色。我们住在二楼，小卖部在一楼。每天训练累了，人都不愿意动了，而我岁数小、精力旺盛，他会打发我去买小吃。我总是乐呵呵地去完成任务，因为每次帮他买东西，我都“有份”和他一起享用。
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每到周末，作为奥运会冠军，他有很多活动，出去见朋友。我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活动，正好负责为他买、煮方便面，然后顺便“享用”他的音响、电视和游戏机等。
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面“工程“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宿舍那时候熄灯很早，我就在厕所，一边在电炉上煮面，一边看书、玩电子游戏。等晚上１０点熄灯他回来时，热腾腾的方便面也大功告成。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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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跑腿（2）
那时候，我的服务对象不止孙淑伟一个大腕，还有后来的跳水女皇伏明霞。
伏明霞才大我两岁，但成名很早，像姐姐一样地照顾我。对于买东西这种事情，她最放心交给我。一是因为我的跑步速度神速，二是我的口风很紧，不会打小报告。要知道她们的教练于芬管得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