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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倪好像就是“倒在”６３６的，因为在练习中受了伤，最终只能放弃跳台，转攻跳板。孙淑伟，我的这位天才室友也学习起了６３６，由于他本来的基础就好，而且倒立技术规范，因此很快就学会了。还有肖海亮等人。
这个“小疯子”（2）
当然，他们学习仅限于６３６，至于１０９，他们是断然不肯跟我学的。
１０９是吃力不讨好的动作。对于我们而言，它的难度悉数绝对不止３．５，真实难度，应该是３·７或者３·８。国际游联在进行难度值认定的时候，标准是每多一周增加多少分来计算的，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３周半到４周半的时候，这是挑战人类极限。因此，选手各方面的要求也得相应增加，你必须拥有完善的高度、充沛的体能、清醒的头脑。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是个疯子，冲击难度的疯子。１０９在他们看来，只有傻子才会跳。成功与否就完全靠蒙，CHUA的几率非常低。
很多时候我也在怀疑是否要跳这个动作，太危险，又不值得；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像傻子。但既然只有我一个人能跳，敢跳，我就会跳下去！
不知道高手们是怎么看待我的。不过，我不在乎他们的反应。跳水队也没有什么论资排辈的概念，你有多大能耐，你就使出多少劲。
我只知道，他们比我的大赛经验丰富，比我发挥稳定，而我的优势在于难度系数。
我还知道，我很快乐。如果是傻子、疯子，那也是快乐的傻子、执着的疯子。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治疗恢复仪器，叫力王。我的队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你小子，不是疯子，就是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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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亮谈郭晶晶（1）
1992年 竞争是我们交往的主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和一名叫郭晶晶的保定女孩联系在一起，“亮晶晶”也成为媒体的头条，成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面对一次次八卦味十足的提问，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因为任何不恰当的形容，都有可能招来“满城风雨”。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因为自己不慎重的言行，带给别人被动和不好的影响。我想，现在是向大家交代一下自己的感情观的时候了，如果这也算是感情的话。
1992年底，国家队举行了新一轮的奥运会集训。来自全国的几十名少男少女来到了集训地南宁。这其中也有郭晶晶，但集训的小孩太多，我和她没有说过话。
1993年2月，这几十人中，只有我和郭晶晶被留下来。“这个女孩，怎么跟男孩子似的，理个小平头？”我直犯嘀咕。毕竟人小，加上队伍规矩甚多，我始终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底的国家队集训。
那一年全运会后，我成了副总教练吴国村的门下弟子，而她的教练是副总教练于芬。熟悉跳水的人都知道，吴国村和于芬是当年中国跳水队的两面旗帜，其组内成员绝对是“梦幻班底”。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名字简化成了郭郭，两个刚进队的小孩，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为两组“金字塔”下的“底座”，因为我和她在各自组中都是年龄最小、技术最差、成绩最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地位和认可。
跳水队每周都会有评比，分量最重的是先进集体。在评比中，年龄最小的我们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运动量、出勤、卫生、按时休息等我们都是最出色的。因此，每周红榜下放时，我们都会为先进集体辩护、争论一番，然后约定下周好好表现，再争高低。
日子久了，在争抢中会演绎出许多对话来，竞争对手成了最熟悉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友谊吧。自打我和郭郭认识的第一天起，竞争便成了我俩交往的主题。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上，书写下了数不清的第一。而这些第一，在我们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也一起体验到了成长的烦恼。这也算是“青梅竹马”吧。
1995年 第一件礼物是圆珠笔
1995年，我们要出国比赛。我先参加了国际游联瑞典、俄罗斯和德国站比赛。回来后，我给郭晶晶带回了一件礼物：一支特别细长的圆珠笔。
这是我第二次出国，多少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买了一大堆礼物分给国内的队友与亲友。给郭晶晶的礼物，只是众多礼物中不太起眼的一个。但这是我第一次送她礼物，也是第一次给异性买礼物，很有特殊意义。
“这是我顺便买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训练结束，我很礼貌地将礼物送给她，完成这个动作时，像往常跟她抢保护带、和她一起上学那么的平常。这是实话，我在商店里看到那支圆珠笔，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郭郭，觉得送给她最合适。
郭郭接过笔随便应了一声，没表示什么。但看得出，她对这个小礼物爱不释手。她是很细心的女孩，有时你不经意的一个举动，会让她感动半天。而她也会特别在意一些小事情，让你感动。与这样的朋友相处，你会时刻感受到被关注，那种感觉很温暖。
6月，我和郭郭又参加了加拿大、美国站比赛。到了美国佛罗里达，我和郭郭拍下了生平第一张合影，照片中，我俩并肩而立，她的头发根根立着，怒发冲冠，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
田亮谈郭晶晶（2）
1996年 对郭郭我多了一份怜惜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国家队暂时解散，我回到了重庆老家，用时间来化解伤痛；而她留在北京接着练习。
过惯了国家队的集体生活，遭受了奥运会的打击，回家的日子让我觉得难熬。有时我会给郭郭挂电话，告诉她，我一直在放假，这里有游戏、好多好吃的，有父母的陪伴、队友的安慰。她告诉我，队里很枯燥，没有我们这边的生活丰富多彩。但她正处于恢复阶段，也见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电话两端，牵引着两位被奥运会遗弃的少年，分享着彼此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段日子，给她打电话是我生活中少有的亮点和温情时刻。
终于回到国家队了。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都在进行陆上训练。场地里共有三块跳板，板离地面有一米多的高度。我在最外边，郭郭在最里面，中间是池斌。郭郭和池斌边训练边聊天、谈笑风生。我停下来看她们训练。一弹、两弹、三弹，眼看着郭郭就那么掉了下去。我第一个反应过来，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声喊着：“郭郭掉下去了，大夫快来看看！”
大夫与助理教练都来了，把她从坑里抱了起来。她一直握着自己的脚，一个劲地喊着：“我的脚！”但她始终没有哭。一看她的表情，我就知道伤得肯定很严重。教练说：“她的脚踝最柔弱的地方碰到板尖上了，可能骨折了，得送北医三院！”
那是我第二次看到她受伤。这是个容易受伤的女子，让我多了一分怜惜。
1997年 她的女人味让我惊呆了
1997年元旦，队里难得放了两天假。早饭后，我拉着她的河北队队友王宵松一起到遥远的北医三院看望她。看到我们来了，郭郭特别开心，一点儿不像受伤的人。我们讲起了跳水队里好玩的事情，并约定下次还来看她。
“记得一定要再来看我啊。”临出发前，郭晶晶反复叮嘱。很遗憾，没来得及等她的伤痊愈，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地方队，备战八运会。我随陕西队来到北京，而她回到河北保定。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电话明显增多了，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1997年4月全运会预赛，她无法参赛，但随队观摩比赛。几个月不见，她的小男孩发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过耳长发，脸也变得圆圆的了，举手投足间，大大咧咧的假小子变成了羞答答的小姑娘。“怎么把头发留长了，还胖了不少，多少斤？”我故意挑衅。“没办法，我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又没法训练，头发也懒得剪，就成现在这样了。”说这话时，她没有像以往那样和我斗嘴，而是不在意地甩了甩头发，竟然女人味十足！我一下子惊呆了！
赛后，她又回到保定，我也回到了北京。不过，打电话的频率比以前增多了。为了通话方便，我还买了几张200的电话卡，在一层楼的楼道上，倾诉着相同的话题。“现在练得怎么样？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
有时，最深切的关怀和挂念，往往存在于这样几句既简单又直白的问候里。
现如今 “亮晶晶”成为历史名词
悉尼奥运会后，取得五块金牌的中国跳水队前往香港地区表演。最耀眼的明星当属伏明霞和熊倪，不过，也有很多香港记者开始将摄像机对准了我和郭郭；表演期间，香港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很有创意的词汇——“亮晶晶”。
随后，熊倪、伏明霞等奥运名将陆续引退江湖，周领队开始在各种场合宣称，希望媒体多多宣传田亮和郭晶晶。在队里，在面对那些比我岁数小很多、稚气未脱的小孩时，确实只有与我年龄相仿、经历相仿的郭郭，才能找到彼此的话题。
“亮晶晶”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有些懵懂，有些欣喜，也有些忐忑。
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比赛期间，她无意中暴露出来诺基亚手机屏幕上有我的大头照，媒体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