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范印薄�
1968年冬，全内蒙古开始轰轰烈烈地挖“内人党”，挖得商店关了门，各级领导班子揪出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单位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泰勒木的知青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挖肃时，都感到十分困惑。这里的牧民亲戚串着亲戚，一挖，所有牧民都成了内人党，没好人了。哪能这么搞呢？
但也有知青认为牧场领导在挖肃问题上过于右倾，才导致了下面的运动死气沉沉，没一点声势。杜恒昌却不同意，替场领导辩解说：该发的文件他们都下发了，不能再说他们右倾。
◆杜恒昌在场部当时杜恒昌经常外出开会，而且还一度被借调到西乌旗革委会工作了几个月（全西乌旗北京知青中就他和郭兆英是党员），搞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杜恒昌并不热心，毫无建树。受他影响，泰勒木的挖肃运动冷冷清清，而全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挖肃运动也比较平淡，没打死一个人。
谁都知道走资派是敌我矛盾，但对原牧场当权派高万宝扎布的问题，杜恒昌却实事求是，没无限上纲。每次去场部，都还要去他家看看。有人多次劝他不要搭理这个走资派，而杜恒昌总说要按党的政策对待干部……
同去的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出身不好，“*”中家里受了冲击。到牧区后，他们不知道接受再教育是否要向当地牧民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家庭的认识。老杜经过认真考虑，在会上宣布，出身不好的知青不必向牧民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论什么出身，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草原的，开始了新生活，不要到这里还受家庭的株连。草原阶级斗争复杂，我们要讲究斗争艺术，没必要什么都说。他这一宣布，大大地保护了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让他们不再低人一头，避免被别有用心者歧视和打压。
杜恒昌的思想虽然也比较“左”，却不激进，搞阶级斗争比较温和。当时的土政策是不给牧主分肉，分奶牛。大约1968年春天，北京知青宋某偷偷给了某牧主一些肉。知青们获悉后集体开会讨论此事，纷纷批判宋某，说他敌我不分，严重丧失立场。而杜恒昌这个共产党员却没给宋某扣什么帽子，只提醒他以后不要这样干了，要注意影响，非常轻描淡写。 。。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0）
还有一次开完牧主批斗会后，老杜若有所思地对身边知青说：建国初期，牧主是按民族资产阶级对待，搞过公私合营，但不属敌我矛盾。表明他内心深处思考过这类问题，所以才对“丧失立场”、关心牧主的行为表现的那样宽容。
有的人一旦自己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都特爱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老杜不这样，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从不张扬。比如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出身。从外表上看，他衣着简朴破旧，几乎有点寒酸。刚来草原时，很多人以为他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所以当熊六飞透露他是个军队干部子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他不抽烟，不喝酒，寡言少语，一举一动，朴实自然，不虚情假意。他对女生能够关心体谅，不那么孤傲清高，保持距离。女生下去放羊时，他路过女生包总要进去看看，寒暄两句，但从不让女生给自己做饭，待一会儿就走。
最初知青都集中过集体生活，后来为了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知青们都分散到了贫下中牧家落户，跟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劳动。贫牧古勒格家没人去。他家太脏了，里面黑黑的，秽气扑鼻。这老汉掀起围毡就吐痰，有时候吐不准，就吐在哈那墙和毡子上，包里到处都是痰渍。他还有点倚老卖老，喜怒无常，待人冷漠，牧民们都很少理他，连其他牧民的狗见了他们家的人都死咬。古勒格全家过着山顶洞人般的简陋生活。他的丫头又黑又脏，有精神病，儿媳也身体不好。他嗜酒如命，成天喝，一喝就耍酒疯，吵架骂街。平常谁都不去他的包。杜恒昌却选中了下到他的包。
听说这消息后，有知青劝他：老头儿怪癖，家里劳力少，又有病人，生活苦是小事，环境不卫生很容易生病，还是到别家吧。老杜笑笑说：“没关系，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到这样穷苦牧民家去。”
他与古勒格一家住在一起，不怕脏，不怕臭，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学会了蒙语，很快成为一名不错的牛倌。他坚持人不离群，居然连马也不骑，从日出到日落，步行跟群放牧。他冒着大雪，迎着寒风，踏遍了整个宝日格斯台草场。很快他包养的老弱畜牛群就变了样，不再那么瘦骨嶙峋，并接活了三十多头小牛犊。
杜恒昌还跟古勒格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一有工夫就帮牧民修车，做木箱或削磨自己的风力发电机叶片……
他拙于辞令，手却很巧。比如他自己用块牛皮做了副护腿，骑马时可以不穿靴子。这皮护腿里插着根木棍，相当于马靴的靴筒，穿脱都很方便，腿脚比较灵活。还有一次去罕乌拉公社买粮食。因为蚊子很厉害，他用白布卷了个圆筒筒，套在头上，挖了两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很像美国“三K党”戴的帽子。他自制的这个“三K党帽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杜恒昌来到宝日格斯台牧场不久，当地发生了一场白灾，瘦弱牲畜在暴风雪的袭击下成批死亡。他了解到这是棚圈抗风雪能力差造成的，就研究当地棚圈的结构特点，设计出了一种新棚圈，汲取了蒙古包的优点，棚圈朝西北方向是半圆形的，风雪刮过来能顺着半圆的两侧溜走，不会在圈墙外堆积，这样就防止了棚圈被积雪掩埋和坍塌。天气暖和后，杜恒昌带着一伙人修建了几个这样的棚圈，受到好评。但可能盖这种棚圈比较费事，没能在草原推广。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1）
他也发脾气。有一次北京知青宋某跟王向光吵了起来，最后宋某要动手打王。这王向光是知青中岁数最小的，非常瘦弱。杜恒昌眼看着劝阻没用，急了，抄起一把二齿，喝令宋某住手，宋一见杜恒昌怒目圆睁，真生气了，这才不敢再打。
杜恒昌很少发怒，在大家记忆中，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有些男生，由于封建思想作怪，与女生不来往，更不关心。老杜不这样，该关心就关心。一次女生们到扎鲁特旗走场放羊，遇见白毛风，丢了400只羊，特别发愁。老杜专程骑马去看她们，帮她们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羊全部找回。
王向光的衬衣里有虱子，他把敌百虫药粉撒在衣服里杀虱子。正巧那几天要紧急出动“抓特务”，没顾上洗衬衣就穿上了，结果导致磷中毒。头晕乏力，咳嗽、没有食欲。去场部看病，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最后医生不敢肯定地说，只说可能是磷中毒。当时知青们都不相信，只有杜恒昌感觉到了严重性。跑前跑后，张罗着找车，找医生，为他联系看病。到最后，王向光已发展到不吃不喝，瞳孔缩小，呼吸困难，幸亏老杜等人及时给他送到医院，才避免了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下乡不久，杜恒昌就被推举为宝日格斯台牧场革委会的常委。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造成他的右小臂骨折。
那是一匹白青马，小有名气，曾被卖到外地，走出几百里后它从卡车上跳下来，自己又跑回牧场。这个马非常暴烈，喜欢前腿腾空，站立起来，嘶嘶吼叫。分给了北京知青谢小琴，她骑不了，杜恒昌就跟谢小琴换了马。结果有一次这匹烈马前腿腾空时，一蹄子刨断了杜恒昌的右小臂。
场领导一再动员他快同父亲联系回内地治胳膊。可老杜没告诉父亲。他就在当地接好了断骨，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养伤。
后来父亲从来信中发现杜恒昌的字迹大不如前，反复追问。杜恒昌这才说他右小臂骨折，改用左手写信。然而他没料到当地医疗水平低下，接错了骨位，导致了他右臂肌肉萎缩，小臂只有鸡蛋粗，仅能提起7斤重量。
骨头折断，为什么不回内地去治？
用老杜的话说：“为这点伤跑上千里地去治疗不值得。人家牧民跌伤断骨，不都在这里治吗？至于我的手，只要它将来还能劳动就成。”以后，老杜跟人聊天时，常常探讨骨伤。他曾找赤脚医生郑桂媛询问过：按照蒙医的说法，给一头羊宰了后，把接错骨的手臂放进羊肚子里，过一段时候，骨头就会自己松开。这可否当真？
赤脚医生告诉他，不可能！只能动手术。
知青们都闹不明白，骨头接错了，老杜为什么不回北京治疗？既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钱。
可能老杜的父母当时都去了干校，不在北京，他回北京连个住处都没有；也可能是受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觉得这算不上重伤，没必要浪费时间治疗；还可能是工作忙，各项工作一个接一个，哪里都很需要他……
场领导见他的胳膊畸形了，正好有一批良种牛犊要从呼市接回牧场，就派杜恒昌和接牛犊的同志一起去，顺便让他到呼市医院治疗一下。可杜恒昌到了呼市大黑河种牛场，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忙于调教这批待运的淘气牛犊。他左手拿鞭，右臂被白绷带吊在胸前，天天在郊区的旷野奔走。来呼市一个来月，去了几家医院检查，都因为要他留下住院而作罢。同伴也劝他留下。老杜还是那句话：“算了，我的手能干活就行。现在工作很忙，没心思住院治。”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2）
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负担。一次放牛的时候，他呆呆坐在草地上，默默流泪。无意中被同伴陈力民发现，后来在怀念文章中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杜恒昌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他解马缰绳的时候，被马刨伤了右臂。当时，他只‘啊呀’了一声，用左手握着伤臂，咬牙忍受着，只是大滴的眼泪不住地滚落，连额头和鼻端也浸出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