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他妈的的蛋吧！体育！滚他妈的蛋吧！大学！我对自己说。
我老爹后来到特区工作。
他的老战友常到我家作客。
一天，爹妈正在夸耀我一定能考进名牌大学时，我说，我要当兵。
就像谁往客厅里扔了一瓶酒精，空气都烧蓝了。
孩子，干什么都要顺应潮流。
在我和你爸爸那个年代，当兵闹革命就是潮流。
现在的潮流是上大学。
一个人不能逆着潮流动，知道吗？过去是打仗的年代，会干革命就行了，革命就是我们的手艺。
现在你必须有一门技术，上大学就是去学饭碗。
首长伯伯说。
我特喜欢听爸爸和他的老战友谈天。
和冠冕堂皇的场合不同，他们在家里说真话，很坦率的话，外面绝对听不到。
就像祖传的宝贝，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看到，外人是不配看的。
我说，伯伯，您说得很对。
可我到了大学，也学不到手艺，是他们利用我的手艺。
我不想给他们卖命了。
当年，不是也有许多富贵人家出身的青年，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吗？我不想按照预定的路线走了，我要造反。
伯伯笑了，说，你是小姐身子丫环命。
父亲斥责我，说丫环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你除了体育；还能做什么？！如果他不说这个话，我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连我的亲爹，也看不起我。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依然背着书包照常出门，家里人以为我上学去了，其实我在街上乱逛。
我经常比赛，停学是常事，学校居然也没有人计较。
我平安地混到了正式高考的日子。
那天父母要用公家的小卧车，送我到考场，我说，别摆那谱了。
我晕车，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要是把我的脑浆颠开锅了，只怕连最低的优待线也过不了。
他们只好作罢。
拒绝考试，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伟大最光明的事。
考场我还是去了。
就像一个人临死前，要告别生养他的村庄，虽然他憎恶它。
我看到学校门口挤着黑压压的人群，都是送行的家长。
报上总是说，家长不应该不放心孩子，干嘛老像探监似的围在街上？我真奇怪那些大报小报的记者，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一个事，都搞不清楚！哪是家长愿意守在考场，是老师说了，告诉你们的爹妈，考试那几天，别尽惦记着几个奖金，一定从早到晚呆在门口。
教室那么小．满屋子挤着赶考的举子，真热昏一个两个的，谁负得了这个责任？自己家人外面守着，中暑了拖出去的时候，好快送医院。。。。。。我见同学们被家里人包围着，千叮咛万嘱咐，生离死别。。。。。。有一种很隔膜的感觉，好像隔着玻璃缸，在看一群抢食吃的鱼。
后来，人渐渐地稀了。
年轻的脸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苍白的头颅，我看了一下表，马上就到开考时间了。
我的眼珠仿佛有透视功能，能透过墙壁看到挤得罐头似的考场里，我的同学一个个脸色惨白，心跳起码二百多下。
心情很矛盾，几乎想一下子冲进考场。
就算气喘如牛，一切还来得及。
我不能这样亲手毁了我的前程。
我拼命掐着自己的合谷穴，就像牙疼时教练帮我们快些麻木时那样。
在这种强烈的自我迫害中，感到献身般的壮烈和自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很想赶快跑掉，这样心灵可以少受些煎熬。
但是，我不！我命令自己盯着我的考场窗户，慢慢地品尝着自己的痛苦。
我从小没受过什么苦，这种奇异而缠绵的感受，让人很过瘾。
当半个小时最后一秒钟过去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一下流出来。
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资格进考场了。
半个小时以内，还可以算你迟到，现在就什么都完了。
我终于亲手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将来毁了，别提多痛快！我按考生的钟点，不露声色地回到家。
从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可干大事的人，我撒起谎来，一点都不慌张，滴水不漏。
撒谎也是需要天才的。
连考三天。
我都照方抓药。
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我站在领奖台上，还要得意得多。
出成绩的那天，父母对着我五科拒考的记录，一齐犯了心脏病。
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乖乖地送我到部队。
这回不是我要求，是他们主动安排的。
他们不能看见我在面前晃，没法同所有认识我家的人，解释这件事。
我是家中的耻辱，要把我坚壁清野。
到了部队，我觉得外界对部队的传说，很没道理。
老说它是个大学校什么的，其实它的规则和学校一点也不相干。
一定要找一个比喻，它像一座封闭的庄园。
家里人以为把我送进熔炉，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熔炉里出钢也出渣子，他们疏忽了。
别以为我在部队表现很坏，那印象可不对。
队伍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劳动和训练，拼的是体力。
平常总是说干部子女和城市兵怎么不好，是因为他们不能干活。
农村出来的基层干部，评论起人来，有点像衡量阿Q的标准，能吃能做就好。
这很对我的脾气，我是干什么的？参加过女子铁人运动，查查市里运动会的成绩，至今有若干项还保持在我的纪录上。
平时那点跑步出操越野拉练，对我实在不足挂齿。
他们就说我不怕苦，不怕死。
我一个劲解释，这实在小莱一碟，也不管事。
后来我就心安理得了，因为他们夸我的时候，实际上夸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跟我没关系。
还有服从。
运动员是很讲服从的，对我不是难事。
但后来我也忍不了，因为教练让你服从他，一般的情形下，都是他比你高明。
就是你暂时看不出奥妙在哪里，跟着做，好处也就显出来了，但连里水平可不是这样，有时完全是瞎指挥，你还发不得一点怨言。
后来我才明白，什么叫服从的最高境界，就是听一个比你蠢的人命令，还得面带笑容。
刚开始我受不了，后来我当了班长，也就渐渐想通了。
比我官大的，一个连不过才几个人，比我官小的，可有十几个兵。
你们训我，我就训他们。
像传送带，一级压一级呗，心里就平衡了。
这样当了几年兵，我够了。
我说要回家了，领导说，我们发展你入党。
我吓了一跳说，就我这个样子，哪里能入党，这不是往党脸上抹黑吗？他们说，你一直也不透露家长的情况，就把你当一般人对待了。
现在才知道背景，说什么也要把你留在部队。
以后单位有个什么事，方便多了。
亲不亲，家乡人，你怎么也和老单位有感情。
我的入党申请书，又一次是别人帮我写的，就像当年那张卷子。
我真的从来不好意思跟人说，我曾经是个党员。
我不配。
后来到了特区，我就把组织关系和一些蝴蝶标本夹在一起，不知放哪儿了。
我这算自动脱党吧？我觉得这才是尊重伟大的党，别玷污了它。
特别是吸上了白粉，我更是坚决否认入过党。
我不想让连队用每月几百块钱的薪水，养一个备用的后门。
就死活要求复员了。
当了老百姓，穿上花花绿绿的时装，我才知道自己多么有魅力。
我到特区去了。
不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地方，但我仍能感到他的余光。
我开始学做生意。
中国的生意人简单极了，初级阶段，包括赚钱和捣鬼，哪怕是作案，也都是《七侠五义》的水准，没劲透了。
假如有一天我要作一个案子，保证让它充满了梦幻和科学的色彩，非同凡响。
我瞧不起那些伎俩，但我干得比谁都欢，比如搞批文、以权谋私等等。
因为我会干这些，我就更看不起它。
发财人赚第一个100万，多半凭的是胆子，轮到第二个100万的时候，才多少有些计策含量。
奸人一般没胆子，所以先发的都是些什么人，不必多说。
和这些人打交道，阅尽人间丑恶。
每天压力很大，不知怎样才能让神经松懈下来。
有人介绍我上歌厅，唱卡拉OK。
我刚开始不喜欢那种黑暗的光怪陆离的气氛，还有那么多的鸡混迹其中。
鸡太多的地方，女人就贬值。
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她是不是鸡？但我很快地发现卡拉OK的绝妙所在，就是人都有嚎叫的欲望。
人是从野兽变来的，世界是一个动物园。
其实兽叫也是很美的事，比如虎啸猿啼，还有黄鹏鸣翠柳、蛙声一片等等，都是入了诗的。
人进步了，却被剥夺了嚎叫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到处都让你讲究淑女风范，你就更没机会大喊大叫。真羡慕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的年轻人，年老的也包括在内，每天都可以大声地呼喊口号，打倒谁，拥护谁，狂轰滥炸一番。
这就像今天的KTV，有伤感的也有激烈的，既可以缠绵也可以声嘶力竭，心里有多少不痛快的事，都宣泄出去了。
文革那时免费，现代人没这个福气了，只好花了钱，到歌厅里乱吼，平衡自己快要爆炸的心。
卡拉OK这东西，最令人丧失自知之明，再说得不客气些，就是大肆公开地鼓励人不要脸。
你明明不是歌手，大庭广众下，唱什么？逼别人贡献出耳朵，供你蹂躏？有的人说什么，他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要的是自我实现。。。。。。胡扯淡！你没看有的歌厅，音响设备什么都好，迎宾小姐也靓，就是因为没有人听歌，大家不去？所以，我要是歌厅的老板，就要特地招聘一拨能忍受噪音的人，高薪养着一批耳朵，花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