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一121）
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隔壁邻居，自称是个画画的，名叫杜僧，是个转业下放干部。他拐弯抹角的说了半天，我终于弄清了他的来意，是想借用我的房子。
提起房产，说来话长；解放前我家有三处房子，家变后都被占用了。店面厂房，临街的三层楼被没收。新盖的三层楼，毫无理由地被医院占用。留给我家的还有四间两厢的两层小楼，和一个小菜园。几经折腾，只剩下三分之二间堂屋了。那时，没什么‘王法’，只能唯命是从，委曲求全。如今这斗室又被顗觎，我只好敷衍说：“我不了解情况，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商量。”
怀着惆怅，楚楚的心绪，登上了离乡的汽车。回眸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徒生一种人生的迷茫。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莺飞草长，树木葱郁，百花烂漫；稻秧拨节，麦地泛黄，好一派江南旖旎风光。我却像失落了什么似的，难以排解郁闷的心情。
在义乌下汽车，换乘火车去婺州，其间有三个小时的等车空档。借机逛逛义乌县城。这是个古老的小城，虽在铁路线上，却是个穷乡。义乌人为了生计，走乡串镇，“鸡毛换糖”，过着节俭的生活。这儿出过许多名人：骆宾王、宗泽。近代又有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明清史学家吴晗，鲁迅的战友冯雪峰等。当年我从东阳到婺州求学，义乌是必经之地。大哥曾在‘义乌师院’任校长，他就在这被打成右派的。我清晰的记得，学校在绣湖边，边上有一倾斜的古塔。五七年那个凄冷的冬天，大哥被打倒后，就在干涸了的绣湖“挑塘泥”， 接受批判，改造思想。
义乌县城只有一条半街道，用不了半个小时就逛遍了。我买了当地的两包土特产，一是红糖，这儿是甘蔗之乡；还有“蜜枣”，这里有个叫‘青口’的地方，盛产南枣。
我没在义镇下车，去了婺州。车行约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到达了阔别六年的“府城”。市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沿中山路到西市街，又拐到解放路。触景生情，恍然如梦。
在婺江边的小酒店，我挑了个临江坐位，要了一碟白切羊肉，一碟五香豆腐干，就着老酒自斟自酌。夜幕渐渐落下，望着江上的渔火，涌上了一股冷寂的心绪，勾起我对逝去岁月的怀念。
夜深了，我一个人踯躅在江边；我曾在江里游过泳，嬉过水。在江滩挑过沙，卖过苦力。江畔曾留下了我和梅姣两小无猜的身影。
五六年中秋节，母亲特意从东阳赶来和我及大哥一家团聚。那是个月圆的夜晚，在通济桥头，母亲给我讲了李清照的故事；这位‘生作人杰，死亦鬼雄’的一代女词人，曾客居婺州八咏楼。写下了“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著名词句。月色中，母亲指着夜航的渔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也是如此啊！”我始终牢记着这个教诲
早5点，我就起来了，出了旅舍，漫步街头，寻找当年碎金零银的记忆。天色尚早，店铺还没开门。街上行人寥寥，偶见挑菜进城的农民，打扫街道的清洁工人。
街边的梧桐树，已冒出了密匝匝的绿叶；江畔的香樟树，老叶又增新绿。在晨曦的暖风中，清新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婺江是条倒流河，从东到西，汇入兰江，再入富春江，汇入钱塘江入海。我站在‘通济桥’桥头，望着一江春水缓缓西去，早霞映在江面上，闪着粼粼的波光。眺望远处的航船、竹排…久久不愿离去。
到婺州，为的是寻找失落的梦。重访校园；当年的竹篱笆已修成了围墙，操场上又新修了体育馆。这里的三年，是我人生精彩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特别难忘山桅花开的季节，校园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饭后课余和同学们漫步花木间，常陶醉在温馨的氛围中。我不由的想起梅姣，陈年往事又泛出心头。梅姣，你在哪里？
时任*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一篇‘金华北山游记’， 选入课本，使双龙洞的名声大噪。当年，我曾亲耳聆听过他的讲演。他站在校办公大楼二楼的阳台上，慷慨陈词；希望我们这所学校，能办成‘集美第二’。
我对双龙洞的情结，却是那段峥嵘岁月。我的母校—婺州二中，距双龙景区约十里地，步行不过一个小时，是我们勤工俭学的基地。我们常到山上挑木炭，担石灰，砍竹子，送到城里。还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帮助插秧、刈麦、割稻等劳动。修双龙水库，学生是主力。到了五八年，修“双龙电站”，学生就成了“劳工”了。
市区到双龙已通汽车，但每日只有两班，我乘早班车到洞前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接待过难以数计的古今中外游客。毛主席、朱德、郭沫若都来过这里。洞前有块“双龙少年电站”的牌子，还有一座系着红领巾少男少女的塑像。
我曾清晰的记得；哪是‘合龙’的地方，哪是‘会战’的现场。五八年的整整一个暑期，成了我们‘炼红心’的课堂。轩敞的外洞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溪涧成了我们天然的盥洗室，洞口的两个“龙头”见证了那段历史岁月。内洞钟乳石的各种臆想造型，精彩纷呈，叹为观止。
从双龙洞沿着石阶上行约百余米，就到了冰壶洞。洞口新增郭沫若的题诗碑，第一句：“银河倒泻入冰壶”，把洞内飞瀑形容的十分气势。洞很似煤矿的斜井，拾阶而下，只见石栏边装有许多园形灯罩的电灯，犹如轮轮朦胧的秋月。郭老诗中的“新月轮轮饱”就是此意境了。
为了寻觅旧踪和失落的梦，我没有等车，索兴步行。迎着五月的山风，踩着轻捷的步伐，沿盘山公路而下，当年的情景不时在我脑海闪回：五八年夏天，我们这班十几岁的中学生，像民工似的在半山腰，打眼放炮，修筑沟渠，将‘九龙’的水引入电站。至今，我似乎还能隐约地听到‘放炮啰！’后的轰隆声。下到山底，拦有一大坝，这就是双龙水库了，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身体文弱，但我能把满满的百来斤的土筐，一口气挑上几十米高的大坝，一天劳动下来，全身都散了架。
在大坝边，我拐入了小路，田野的小路使我倍感亲切。我在大樟树的小溪边坐下；恍如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里的风是暖的；水是甜的；地是香的；人是美的。再见了！双龙。再见了！婺州。
（16一122）
回到上海正是掌灯时分，下车出站，发现广场乱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骤然多了些穿旧军装的年轻人，臂上有红袖章，成群结队的，不知要干什么。
我没敢逗留，挤上十八路无轨电车径奔广州路的办事处。刘处长一见我，有几分抱怨地说：“你可回来了，一走也没个音讯，可把我急坏了。”“发生啥事了？”他有些慌乱的递给我一张纸，上写“最后通谍；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即日起予以取缔，勒令驻沪人员三日内回本地参加运动。”“又要搞啥运动啊？”“*。”我松了口气，“不就是报纸上批判什么海瑞罢宫之类的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准备回鹤岭？”刘处长露出几分无奈：“看看情况再说吧。”
晚十点许，我们刚躺下。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涌进了不少穿旧军装的年轻人。我看清他们的臂章是“红卫兵” 字样。他们守住门口，逐个房间检查。
一个戴军帽的小个子，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是干什么的？”“回乡探亲，在上海转车。”小个子瞪圆了眼睛，我和她一对眼，竟然是个女生。她表情严肃地问：“有证明吗？”我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她上下打量我，又指指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是的。”“打开检查。”我正想问你们是干啥的，刘处长拉拉我的衣襟：“反正没啥犯禁的东西，让他们看吧。”
这位十六七岁，稚气未脱的女红卫兵，装着大人的样子指问我：“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没好气地回答：“这都是用布票，工业券买的，有发票。”刘处长在一边打圆场：“他是准备结婚的。”
这女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她翻到我新买的织绵画（西湖全景图），看了看，顺手就扔了。并说：“这是四旧！”我拣起来，指着里面包的‘毛主席诗词’， 反诘道：“这也违禁吗？”她瞪了我一眼，又转身问刘处长：“你呢？干什么的？”“到上海治病。”他撑长脖子：“你看，这是手术刀疤。”“证件？”刘处长递过去工作证，那女红卫兵看了看，挖苦地说：“还是个处长，是逃避运动的吧？”刘处长陪着笑脸，狡黠地答道：“姑娘，我来上海治病已经快一年了，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叫什么姑娘姑娘的，我们是红卫兵。你懂勿？”“红卫兵，红卫兵。”
那女生又教训说：“你们这些办事处，都是特务机关。躲在阴暗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收集运动情报，破坏运动发展，真是罪该万死。我代表红卫兵总部命令你；三日内必须离开上海，否则按破坏运动论处。听懂了吗？”刘处长毕敬毕恭的垂手而立：“是，是。”像见了鬼似的诚惶诚恐。
我不禁有几分忿然。等他们一哄走了，刘处长拍拍我的肩：“小伙子，你不知道，这红卫兵凶着呢，看来我也待不住了。”想不到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和刘处长去购火车票。到人民广场就堵车了。只见广场人头攒动，像*似的；红卫兵有的在演讲，有的在发传单，还有的在烧什么东西。口号声此起彼伏；‘破四旧，立四新！’‘打倒走资派！’…
到西藏中路售票处，我递进钱去，“买两张去沈阳的卧铺。”售票员呶呶嘴：“你看看告示，哪还有什么卧铺！”告示曰；为了支持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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