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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动了手术，在胃里取出皮带扣子，破例的收他住了院——加床。我告诉看守的解放军：“开这么大的刀，他是跑不掉的。”那解放军不以为然地说：“他凶着呢，抓他时，几个人都摁不住。”我为阎年叹息，他原来有另一条道路可走的，现在竟落到这个下场。
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老人家一声令下，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涉及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的‘知青运动’。席卷全国大地。
毛主席这一招真够绝的，把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不免使人联想起‘兔死狗烹’‘拉完磨杀驴’的成语。不久，来自京津沪杭和哈尔滨等地的知识青年涌上了北大荒。他们一色的绿色军装和军大衣，操着南腔北调，三五成群地出现在鹤岭的街头，不过和红卫兵大串联相比，已少了当年造反派的气势。这些十几岁的男女青年，从此改写了命运。
鲁华的弟弟鲁强突然来宿舍，让鲁华回家一趟，这一宿鲁华没回来。我正担心着，她回来了。气嘟嘟地说：“小妹真不懂事。”“咋的了？”“非要下乡。”“这可是大势所趋啊！”“你不知道，小妹从小爱逞强，什么事都要出风头，冒尖，她还不到16岁，就报名插队落户。还表了决心；不去兵团，不去农场，到最艰苦的穷乡僻壤，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不好表态，“爸妈的意见呢？”“我爸自然是大力支持。我妈身边只有年迈的奶奶和小弟，当然不同意。昨晚吵了一宿，今儿一早，小妹打起背包就走了。谁也拦不住。走着瞧，她有后悔的一天。”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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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不值班。鲁华说：“妈来电话，让我们回家一趟。”“我们？”“是啊，特别关照我，让我带你回家。”“有事？”“没事就不能回家呀？”我感到有些意外，皱起眉头。鲁华笑着说：“我爸调走了，我妈你又不是没见过。怕啥…！？”
我拗不过她，第一次登上了岳父家门。她家并没住在‘高干区’，而是矿务局的一处日式平房。一个单元有三个房间，还有厨房，厕所，储藏室。上下水道，暖气地板，在当地，可谓一流的房子了。
大南屋有木头搭的一铺大炕，靠墙摞着被褥。还有一对木头箱子，是奶奶和弟妹们的卧室。小南屋是老两口的，小北屋是鲁华当年的闺房。除了卧具，并没什么摆设。真想像不出一个九级（厅级）干部的家，竟这么寒酸。
奶奶见我十分高兴。坐在木舗上问长问短。岳母调好馅，和好面，大家围坐在炕桌上包饺子。这包饺子可是北方人的拿手好戏，而我却显得十分笨拙。
常吃饺子，却从没动手包过。奶奶手把手的教我，她包饺子又快又好看，简直就是一件件小小的艺术品。全家人围坐一起包饺子，实在是十分温馨的聚会。我记得，每逢佳节，南方的习俗是包粽子，有咸的有甜的，有肉的有枣的，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火腿粽子’了。在饮食文化中，中国人有得天独厚的传承。北方的饺子和南方的粽子可谓代表。
岳母没了平素的官架子，显得亲切了许多。话题自然谈到了上山下乡。小妹鲁虹不辞而别，当然使母亲伤心。她叹声道：“真是女大不由娘啊。”
我们走时，奶奶一再叮嘱：“常回来，啊！”岳母神色黯然地说：“小华，你爸调走了，你小妹又下了乡。屋子里空荡荡的，你俩就搬回家住吧。”鲁华淡然地说：“以后再说吧。
一入秋，就是北国最忙碌的季节，真可谓多事之秋。主要是做越冬准备，储煤贮菜。往年都由单位负责，今年可不同，岳父调走了，理应由我们帮助张罗。听说今年年成不好，蔬菜歉收，单位不能保证全额供菜。我心里不免有几分焦急。鲁华说：“不要紧，打电话给王叔，他一定有办法的。
省工宣队突然撤走了，代之以本地‘市矿工宣队’。 有个新词儿叫‘掺沙子’。进驻医院的工宣队是就近兴山矿派出的，多为老弱病残的工人。
负责普外的，是一位韩师傅。四十开外，黝黑的面庞，眼小唇厚，总像睡不醒的样子。其实，他患的是一种病；眼睑下垂。他当矿工十一年，受过两次工伤，还坚持在井下工作。说话虽有些结巴，但从不恶言恶语。他执行政策，一丝不苟。每日到了‘政治学习时间’早早就来到科室，闭目坐在旮旯角边，很像是监工头。我挺尊敬他，有个工人师傅的样。
我也见到了几位熟面孔，当年大闹门诊的老聂就是一位。碰到我时，他还跟我套近乎：“方大夫，有事吱声。”我对他存有戒心，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目前正掌着生杀大权，宁可敬而远之，不要*烧身。
工宣队中，也有几位装腔作势的，还有笼络大夫拉关系的。本土的工宣队和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谁不为自己留条‘退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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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一月，天寒地冻，不时飘起漫天大雪。王叔开车送来了一千斤大白菜，颗颗满心的，一颗足有七八斤重。在岳母家卸下菜，王叔就匆匆走了，连水也没喝一口。我急着上医院值夜班，岳母说：“吃完饭再走吧。”我回声：“医院有夜班饭。”
路上碰上了鲁华，我见她行动迟缓，挺着变粗了的腰身，想扶她一把。她甩手推开我，嗔了一声：“让人看着像啥，你快去接班吧。”
接完班，喘息未定，接待室打来电话；有急诊。我迅即跑下楼去。在走廊撞见一个人。吓了我一跳，他拉我到一边，小声说：“你救救我兄弟。”我不敢贸然，没吱声。阎年紧握了握我的手：“方大夫，拜托了。”
急诊接待室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看这架势，来的一定是重犯。诊查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面色灰暗，呼吸急促，活脱脱一个死人幌子。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告诉我：“这小子肚子疼，你看看是否装的？”我摸了摸他肚子，挺软的，也没有压痛反跳痛。到X光室做了透视，没发现吞食什么金属物，也没有游离气体。
我料定他是诈病，但却违心的说：“观察一下。”那军官严肃地看着我：“有生命危险吗？”“暂时没有。”那军官挥挥手：“抬回去！”我心里咯噔一下，明知故问；“你们有狱医吗？”那军官恶狠狠地说：“这种人死有余辜。有三条人命呢。抬回去，走！”
接待室护士吓得面色苍白，问我：“你认识这是谁吗？”“谁？”“王剑。”我也吓了一跳，原来是鼎鼎大名的‘敢死队队长’。武斗伊始，我见过这位人见人怕的‘恶煞’。他是七中的学生，经常带着一班小兄弟，横冲直撞，寻衅闹事。他是鹤岭武斗中‘始作俑者’，曾追杀对立派的几个头头，其中一个被捅了十七刀，当场毙命。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二二二’事件。真是报应。我在寻思，一个好端端的中学生，何以会变成一个疯狂的杀手？
真是见鬼，无独有偶，后半夜又押来个病人，是坏头头张三。此人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子，长一脸横肉，活像个土匪。他是市革委会常委，武斗时任红工总指挥。他原是东山矿的采煤工人，造反起家。我给他作了检查，没查出什么阳性体征。我问他那儿不舒服，他傲慢地反问我：“你看我哪儿有毛病？”无奈，我只好叫起副班唐效。唐效一眼就认出了他：“张常委，久违了。”张三拱拱手：“唐大夫，我的痔疮又犯了，总便血。”唐效让他脱裤子检查，张三不满地说：“老患者了还看啥？我要住院。”唐效说：“你是明白人，住不住院可由不得我决定。”唐效示意我：“走。”出了接待室，唐效跟我说：“这滚刀肉，甭理他。要不纠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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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虹捎来信，生产队分给她二百斤土豆，让家人去取回来。岳母去了‘五七干校’，无能为力。鲁华和我商量，家里储菜量不够，尤其是土豆，让我去一趟。我义不容辞。
鲁虹插队的地方在绥滨县忠成公社振兴屯，距鹤岭有两百来里地，我打听到粮食局有到那拉粮的汽车。鲁华找到岳父当年的秘书，还真不错，他给粮食局车队打了个电话，让我找一个叫‘福来’的师傅。
一大早我就来到了粮食局车队。事先准备了两瓶‘玉泉大曲’和两瓶罐头送给司机。不到八点我就坐上驾驶舱出发了。这是辆解放牌旧车，还有一个拖斗。空车开得快，颠得厉害。
司机挺健谈，一边开车一边和我唠嗑，神色自如。我闻到了他满口的酒气，他毫不在乎的说：“都说开车不能喝酒，妈了个巴子，我离了酒还真不行。早上喝半斤管一天。晚上喝八两管一宿。从没出过事。”司机是个老把式，十五岁就偷着学开汽车，现在四十开外，他穿一件光板的羊皮袄，脚穿一双大头鞋，一副穿行于冰天雪地的打扮。看他稳稳地把着方向盘，我稍微放下一点心。
汽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到达忠成公社已经是晌午时分。我正担心怎么去振兴屯，司机告诉我；粮库外有不少马车，肯定有去振兴屯的，并和我约定下午三点前回到粮库，过点就不等了。
刚好有一辆马车过来，司机扬扬手：“喂，老孙头，回振兴屯吗？给我捎个人。”老孙吁了一声，马车停住了。我突然捕捉到一个灵感，好像再现了电影《暴风骤雨》中老孙头的镜头。车老板嘱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