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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想念塔希提。我决定回去。我们重新住进普纳奥亚的大房子。就在几个月前，我还以为自己会永远离开这里。篱墙边的香蕉树已经变黄，成片的兰花被野草淹没，飞虫正在摧毁木槿，房屋前的草坪在日晒和海水的浸淹后逐渐枯萎……我和特赫图一起开始重新打理花园。你看见了吗，就像我小时候在博拉博拉一样，我妈妈跪在咖啡树下，而我在一边帮她。特赫图笑了，在我住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也陪祖母到咖啡树下。是吗？那么你知道怎么嫁接香子兰吗？你什么都会干了吗？——没有，祖母说我最好还是去和村里的孩子玩。——她这么说的？——是啊，她不愿意我碰那些树。几天后，草绿了，花园又变得色彩斑斓。你爸爸，他会高兴的！——他什么时候来？——啊！我不知道。你爸爸他从不说什么时候回家。只有上帝才知道。
邮递员送来了他发的电报：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深深地吻你。马龙。
我想你们。爱你，特赫图和宝贝。
马龙。
他来了。在我临产前，他来过三四次，每次都陪我们住上几天，和特赫图去钓鱼，倾听胎儿的响动。我从未见过如此快乐的马龙，为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塔希提，我们在普纳奥亚的家……还有他在外海上的特提阿洛阿小岛。他已经让人开始维修那座破旧的房屋，现在他正着手修建一个小酒店，一座座盖着椰树叶的平房，还有一条跑道……他独自去岛上睡觉，回来时说特提阿洛阿能让他忘记丑陋而愚蠢的另一个世界。在《叛舰喋血记》拍摄的十年后，我想他已经扎根在这里，在我的故乡，融进我的文化。这时，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发现了塔希提人的起源，他为自己读到的或听来的关于塔希提的历史惊叹不已。
那时，超声波检查还没有流行。所以我们不知道我怀的究竟是女孩还是男孩。一天早上，我怀着八个月的孩子躺在家旁边的沙滩上，一个法国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您会生一个女儿。——那太好了，我们已经有个儿子了。——您想看看吗？我同意了，于是她要了我的戒指，一根长头发，做成一个吊坠。如果它保持平衡，就是女儿，她说，如果它打转，就是男孩。——我不信这些东西，我笑着说。——您错了。我用这种方法给许多孕妇测试过，从未失过手。我让她把东西放在我的肚子上，几秒钟后，戒指不动了……
夏安在1970年2月20日出生了。马龙耐心地等在隔壁的房间。护士把婴儿抱过去，递给他，白兰度先生，您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他接过来，护士看见他侧过身，偷偷流泪了。这是护士后来告诉我的。
马龙每天都来诊所。他想知道我给夏安喂奶的时间，以便在那时和我们在一起。他说他觉得一个给孩子喂奶的妈妈很美。在他逝世以后，我从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好几张我和夏安在喂奶时睡着的相片。我忍不住想笑。这个马龙！他等到我睡着以后才会拿出照相机，好像给我们照相是一种脆弱或者爱意的表示，而他自己永远也不会说我爱你……但他很喜欢让朋友们为我们拍照，他怀里抱着女儿。甚至有一天，她在他的白色裤子上撒了尿，这让他大笑，让人给裤子上的尿渍照了张相片。
我们愉快地回到家。马龙似乎并不急于离开。我们之间似乎从未有过如此的和谐。难道是这第二个孩子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吗？马龙比以前更亲近特赫图，他就快满七岁了。他总是乐于陪儿子散步，戴上潜水面具看潟湖里的鱼，还有拍照。后来，马龙送给他好几架照相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特赫图喜欢上了电视上的李小龙，并开始模仿他。没有什么能比看着他的儿子更让他开心的事了，我在夏安的房间里也能听到他开心的大笑声。
《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0（2）
在夏安出生的第十天，天气预报通知一场龙卷风即将来临。今天，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地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让我的内心禁不住颤抖。然而，马龙却喜出望外。他每次都满怀期待地见证一场暴风雨、一场洪水的来临。现在，他像等待一个节日一样等待代号爱玛的龙卷风。幸运的是，龙卷风避开了塔希提，岛上除了一些屋顶被掀翻以外，别无损害。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我喜欢的这个时候拍的相片。上面是马龙和特赫图站在海水里，海水由于混合了雨水冲刷来的泥土而呈土色，海面已经升至花园的高度。马龙戴顶帽子，身上臃肿地裹着一块尼龙雨布，他搂着的特赫图只穿着游泳裤，头发湿漉漉的。他们看上去像两个自豪的遇难者，亲身体验了整个事件。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龙很快便去了伦敦。我想他这时正在拍摄电影《贿赂者》。在两三个星期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第一次提到我们在塔希提的生活，信里的话让我颇为感动。
我亲爱的铁脑袋：
我知道，你在收到我的来信之前是不会给我写信的。你太骄傲了，是不是？……我想念你。我无数次地想起我们的家，它让我感到幸福。我觉得你不仅美丽，而且贤惠。……每当我肩上扛着鱼，出海回家，听见你在家里唱歌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幸福……我非常想念我们在那里的生活……
而我工作，工作，工作。这些只想着工作的波帕人是疯子，而我则是个傻瓜……
马龙是后来才承认夏安和特赫图的，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随我姓，特里帕亚。而且夏安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她叫塔丽塔，和我的名字一样。
在她出生后，我们的第一次争吵也正是因她的名字而起。七年前，我给儿子取教名特赫图，和我父亲的名字一样，马龙对此没有异议。所以，我对女儿也如法炮制。在马龙去了伦敦以后，我就自己给她选了教名。
但是，马龙这次却和上次对待特赫图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他得知女儿的洗礼仪式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已经举行的时候，他立刻就发火了。你为什么没有让我留下来？我愿意留下来的！——马龙，我每次给你讲上帝的时候，你都不屑一顾。你说上帝并不存在。给孩子取教名是件愚蠢的事情，毫无用处……所以，我更愿意你不在这里。他沉默了，接着他说，塔丽塔，不好听。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叫塔丽塔。我回答说谢谢，马龙，谢谢你这么说。我们就这样一直吵到他挂掉电话。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信里叫我铁脑袋，他大概很惊讶遇见一个和他一样固执的人。
他又回来了。一天，他说我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印第安人的会议。你带着孩子陪我去吧。这对只有三四个月大的女儿来说，路途非常遥远。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马龙。以前，他从不说他要去哪里，而现在他不仅说了，而且还要我们一起去。我知道他正在为让美国承认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而斗争，但并不清楚他的确切所为。后来，我在他的自传中读到，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蔑视让他愤怒不已。其中的一段文字让我更加理解了他为我们的女儿安排的那场怪异的洗礼仪式。这段文字摘录如下：
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无知、缺乏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让我无言以对。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不能认真地对待这个国家是从它的土著居民手里偷来的事实，而成千上万的土著居民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如果这些人以同样的无知对待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会非常惊讶。然而问题一旦涉及到印第安人，我们中的大多数就不会那么认真了。而我认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比犹太人大屠杀更深重的反人类的罪恶，因为它造成了更多的死亡，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在某些方面，至今仍在继续。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飞往华盛顿。在人们等候马龙的地方，我看到了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他们在举行一次盛大的会议。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这简直不是一个孩子应该待的地方。我的英文根本不足以让我听懂他们的争论。马龙像平常一样一言不发，而我只能怀里抱着小女儿，与他紧紧相随。我感到疲惫不堪，无言以对。
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围坐在桌旁，像一场晚宴一样。桌子被排成Ｕ字形。马龙坐在主持的位置，旁边是印第安人运动的首领。我把孩子始终紧紧地搂在怀里，坐在一旁。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突然，我看见马龙站起身，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说，从我怀中抱起孩子，回到他的座位。但他没有坐下。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用手臂挥动着孩子，我听出他在请求大会同意命名我们的孩子为夏安！他怎么能够不预先告诉我呢？整次旅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仪式，这个近似祭献的仪式。我们的女儿似乎成了他表达对印第安人友谊的工具，他由此可以被纳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我。首先，他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然后就这样取消了我为女儿选的名字，把夏安变成一件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在愤怒之中收拾了行李，带着夏安回塔希提了，同样没有征求马龙的意见。
这件事为我的幸福生活的梦想投下了阴影。我如此渴望的东西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马龙再也不把我抱在怀里了……他乐于分享在普纳奥亚的家庭的幸福，把他的根留在塔希提，然后过塔希提人的生活，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摆脱对我的隐密的感受。
《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0（3）
生活又重新回到特赫图出生后的样子。马龙时而在伦敦，在纽约，时而又在巴黎。如果他突然想见我们，我们就搭第一个航班去找他。每次临行之前都是那么的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