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感人的力量。《犹在镜中》表现一个半疯的女子离家出走，跑到一个几乎漠无人烟的岛上隐居的故事。《领圣体者》描写一个对宗教与爱情完全失去信念与希望的牧师的一天生活。《沉默》表现两个妇女流落到一个陌生而又无法理解的国家里离群索居的情景。
丹麦
1920年之后，除去卡尔·德莱叶导演的《一家之主》外，生产数目很少的影片根本没有国际的观众。自然，喜剧片《双肢人和公共马车夫》又另当别论……
肖纳沃伊特又回到丹麦，摄制了一些1850年代的古装片，看来都不很出色（如1932年拍摄的《教堂与风琴》，1938年的《加罗班的香槟酒》）。他在丹麦又遇上重度新闻记者生涯的德莱叶以及桑德堡。桑德堡这位很有才干的导演，拍过很多影片。他在哥本哈根改编了几部狄更斯的小说（如1922年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1924年的《小陶丽特》），以后他又在意、法、英导演了几部影片（如《人民广场》，1925年在意大利导演，《黄色的船长》，1931年在法国导演）。他在丹麦拍完《百万富翁》（1936年）之后就在他的祖国逝世。在丹麦这个连四百座电影院都不到的国家里，电影事业被重税压得无法抬头，因此很难摄制出合乎国际水准的影片来。
很快组织起来的反对德国占领的强大抵抗运动刺激了丹麦电影事业的发展，产量增加了一倍。战前不久，本杰明·克利斯登森回到自己的祖国，把许多丹麦作家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些影片涉及到各种家庭问题，如《离婚者的子女》、《儿童》等。但是，当他那部侦探片《戴浅色手套的女人》失败后，他离开了制片厂，去当电影院的经理。
女演员鲍蒂尔·易普森在无声片时期已是个明星，此时她导演了一部有趣的影片《迷途的姑娘》（法文片名为《郊区的公主》），这部影片是她和小劳里春（丹麦主要导演之一劳·劳里春的儿子）合作拍摄的，后者前此已和艾丽丝·O．弗莱德里克斯合作导演过不少片子。约翰·雅各布森在剪辑得很出色的速写片《八个协定》中显示了他的才华。纪录片由于得到政府的补贴，又受到英国纪录片学派的影响，通过戴奥多尔·克利斯登森与勃加纳·汉宁—强生的努力，有颇大的发展，勃加纳·汉宁—强生是从摄制《青春消逝》一片开始导演故事片的。
最后，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卡尔·德莱叶，他放弃电影事业达十年之久，此时，重返影坛，导演了《愤怒的日子》，这部影片是根据维尔斯·强森的一部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叙述17世纪发生的一宗有关妖术的案件。影片格调高雅、情节奇特、紧张而又庄严，造型尤为优美，由年轻的丽蓓丝·莫温与老年的安娜·斯维埃堪纳尔杰出地合作演出。停战之前，德莱叶到瑞典导演了《两个人》。他企图用一种独特的手法来拍摄这部影片：在唯一的与外界隔绝的一个布景中表现一对夫妇的生活，结果似乎失败了。
随着解放，丹麦电影得到大有希望的发展。抵抗运动启发鲍蒂尔·易普森和劳·小劳里春拍了那部严肃感人的影片《大地将变成红色》，由丽蓓丝·莫温与保尔·赖希哈德主演。接着，他们又导演了《丹麦海军坚持战斗》。抵抗运动也启发约翰·雅各布森摄制了《看不见的军队》，还使杰出的纪录片导演戴奥多尔·克利斯登森制作了一部尖锐深刻的蒙太奇片，也就是他的杰作《你的自由受到威胁》。
至于汉宁—强生夫妇这时也导演了他们最为优秀的影片《人民的女儿狄蒂》，这部影片根据丹麦大作家马丁·安德森·尼克索写的一部小说改编，以简洁感人的手法叙述一个年轻农村姑娘的故事。他们还拍摄了一部杰出的儿童片《可恶的孩子们》，不过，这部影片不如他们根据阿瑟·奥默尔①的一部小说改编的《克利斯蒂纳斯·贝格曼》那样获得成功。
一个名叫奥勒·帕尔斯博的新导演在《取你所欲》一片中表现出丰富的喜剧天才，在《对不公正的斗争》中则显示一种崇高的思想，后一影片是一部记述1914年以前的进步政治家彼得·萨布罗埃的传记片。①阿瑟·奥默尔（1887—）：挪威作家。——译者。
艾丽丝·O．弗莱德里克斯在二十年里导演了近60部影片，她经常致力于拍摄一些具有道德感化倾向的问题片，如《紧急问题》反映堕胎；《一个孩子的苦难》则是以大战中受害的儿童为题。她在《我们要一个孩子》一片中，表现分娩的情景，很轰动一时。
约翰·雅各布森通过改编索亚的一出话剧拍出了他最好的一部影片，即充满幽默和真实性的《兵士们和珍妮》。
纪录片学派由于有卡尔·德莱叶等人的参加，继续得到发展，德莱叶此时拍了《古老的丹麦教堂》和根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J．V．扬森①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他们赶上了渡船》这部极为优美的影片；戴奥多尔·克里斯登森拍了《绿色的金子》；还有两名年轻的先锋派导演参加，他们是索伦·尼尔森（摄有《眼泪、爱情与灵魂》一片）和约尔根·卢斯，后者的最成功的作品是《被吞没的地平线》。①扬森（1873—1950）：丹麦小说家，曾获1944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译者。
然而，丹麦电影很快就遇到重重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好莱坞影片侵入丹麦的银幕，也由于制片商们极端保守，他们至多也只能采用一些道德感化的主题。丹麦电影业很快就面临危机：1950年后，故事片年产量降到10部以下。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大部分也是商业性产品（最典型的是艾丽丝·弗莱德里克斯的《赭红的头发》）或一些含义模糊的道德说教片。
不受电影业重视的奥勒·帕尔斯博在导演了讽刺喜剧片《施米特一家》之后于1952年过早离开了人间，他这部影片以其风格的独特和内容的非公式化而著称。汉宁—强生夫妇摄制了一部精美的中型影片《世界只有巴尔一人》，表现一个小男孩子做梦成为一个居民全都离去的城市的主人，在这之后，人们不再把真正适合于这两位导演的题材交给他们去拍摄，于是他们转而摄制纪录片。埃里克·巴林在把奥勒·帕尔斯博生前中断的影片拍完之后，又导演了一部半纪录性影片《冰天雪地》，这部影片的故事（颇为庸俗）被用来展示一些美丽的彩色镜头，这些镜头是在格陵兰的冰川中摄制的。汉宁—强生夫妇在他们那部感人的《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巴夫》获得成功之前也在那里拍了他们的影片《在冰山飘浮的地方》。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卡尔·德莱叶在他的祖国拍了他的最后一部影片《诺言》。这部根据卡琪·孟克的一出神话剧改编的影片，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德莱叶擅长的严密造型，它以死者可以复生这个信仰为主题对一个富有农民的家庭的封建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它的外景是在卡琪·孟克的故乡拍摄的。这部有些过时的影片今天已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正如德莱叶此后根据H．索德尔堡在1900年写的一部话剧改编的《日特鲁德》一样。
挪威
这个北欧国家的电影业从1915年以来不是国有化，而是“市有化”。各个城市占有151家最大的影院（全国共有577家影院），它们招徕全国观众的十分之九（出售票数共计3000万张）。最重要的制片厂和最主要的发行机构均由城市电影业联合会控制着。
挪威第一部影片诞生于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影片生产开始正常，年产二至三部故事片。（1920年至1946年间共生产长片76部）。它和丹麦这个同文国家建立了合作拍片的关系。卡尔·德莱叶在挪威根据雅可布·B．布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导演了《格隆斯达尔的未婚妻》（1925年），导演乔治·肖纳沃伊特则拍摄了《莱拉》这部无声片。
1920年前后，克努特·哈姆生的几部长篇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中较好的影片是丹麦人肖纳沃伊特导演的影片，如1930年摄制的《耶卡鲁克》（又名《白神》），特别是《莱拉》这部很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十分感人，它描写了北部拉朋人中发生瘟疫的惨状。
战前最主要的导演是丹克莱德·易卜生，他就是挪威名作家汉立克·易卜生的儿子。1931年之后，他把挪威许多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在德国占领时期，挪威仍继续生产影片，尤其是赫尔基·林德的《带鹰女郎艾丹加》一片，很出名，这部影片在北极地带拍摄，摄影技术非常杰出。
抵抗运动在挪威的影响很大，战后生产的许多优秀影片都是以此为题材。这些影片大部分为半纪录性影片，有很大的真实感，如奥洛·德格尔的《我们要活下去》、托拉尔夫·桑多根据一个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小组中唯一幸存者的叙述拍成的《安格兰兹法伦纳》，特别是《重水之战》，蒂脱斯·维伯·姆勒尔在该片中再现了抵抗战士们将一个重要的原子能储藏库炸毁的经过。阿尔纳·斯库恩的《幸存者》一片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导演在该片中描述一名抵抗战士在雪地里迷途好几个星期，最后由于人民群众的团结而得救的经历。
我们还可以举出手法颇为笨拙的《神奇的瀑布》（斯科特·汉森导演）和一部反映青年犯罪问题的质量相当好的影片《街头少年》（阿尔纳·斯库恩与乌夫·格雷贝尔导演）。1954年以来，政府制定的一项保护电影业的法令促进电影片的生产，每年可达产量8至10部，但是挪威的影片依然落后于北欧各国，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是如此。
芬兰
从1952年到1955年，芬兰每年平均生产30部影片。芬兰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除了这个只有400万居民的国家之外就没有人听得懂。这个国家有550家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