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与布拉乔一样，后来转而制作一些摄影极美的闹剧片，如《另一个》（又名《双重命运》），由陶乐莱丝·德尔里奥主演。不过，他那部《马卡里奥》却很有魅力。
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的移入给墨西哥电影带来了首屈一指的路易斯·布努艾尔，他在1946年从美国来到墨西哥，导演了喜剧片《大娱乐场》一片，由里维尔塔德·拉马克（阿根廷人）和豪尔赫·内格雷特两位明星主演，此后他依照自己的爱好，由他自己编剧，摄制了《被遗忘的人们》。这部影片是恐怖的呐喊，同时也是怜悯的呼声，在冷酷的外表下充满着温情，它是对那些被遗弃的儿童们的遭遇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见证，同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或巴西作家亚马多的某几部小说颇有近似之处，因为它也是取材于拉丁美洲严酷的现实的。
《升天》是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又是一部以骗子歹徒为题材的讽刺作品；《她》或《一个罪犯的生活》则是描对犯罪的故事，充满最辛辣最尖锐的嘲讽。在这两部影片中，更令人震惊的是《她》，该片表面上和墨西哥流行的影片一样，内容却含有对片中那个自私、富有、专断而又伪善的主人公的激烈批判。我们对他几部由于商业要求而摄制的影片可以忽略过去，但对他两部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却不应遗忘：一部是《鲁滨逊漂流记》，具有古代版画的绚丽色彩；另一部是《呼啸山庄》（原名《**的深渊》），尤其值得一提，在该片中布努艾尔通过他在二十年前与友人皮埃尔·于尼克合写的电影剧本，重现了艾米莉·勃朗特原作中那种粗犷的壮丽景象。布努艾尔的强烈个性使他多少处于墨西哥电影之外——正如他处于法国电影之外一样，虽然他也为法国导演过一部杰出的影片《这叫做黎明》（根据埃马努埃尔·罗伯莱斯②原作改编）。他在墨西哥拍摄的全部影片都是对该国某些现实问题所作的一种深入的剖析。①布拉斯科·伊瓦涅斯（1867—1928）：西班牙小说家。——译者。
②埃马努埃尔·罗伯莱斯（191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译者。
他的杰作之一《纳萨林》，更多地同他的故国西班牙相联系，而不是同他定居的国家相联系，正如他以后拍摄的那部异乎寻常的《毁灭天使》一样。同样，《比利迪安娜》一片也是如此，该片尽管有激烈的讽刺，却能在马德里摄制。但是，梵蒂冈当局却把《纳萨林》片中的论战认为亵渎神灵，其实这场论战主要是针对一个阶级的腐化堕落，这种腐化堕落在《毁灭天使》一片中也遭到了谴责，不过采用了抒情的隐喻手法。
另一位西班牙侨民卡洛斯·贝洛是“戴莱制片组”的台柱，曾拍过一些纪录片与短片。他是《命根子》一片的剪辑师，该片由年轻的贝尼托·阿拉兹拉基导演，由一组短片组成，主人公都是印第安人。《奶牛》一片描写一名穷苦的印第安妇女冒着自己孩子饿死的危险去当人家的奶妈，是一部非常使人悲痛的短片。贝尼托·阿拉兹拉基后来委身于商业性影片（《黑牛》一片除外），而贝洛则摄制了一部极为壮观的影片《斗牛者》，这部纪录性的悲剧片内容超出斗牛场和斗牛士之外。
从1952年起，墨西哥电影的艺术水平开始下降。它的影片出口完全在美国人詹金斯的控制之下，这位前美国领事改行经营电影生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墨西哥电影生产的大部分。好莱坞掌握一部分设备最先进的制片厂。从1948年到1952年，在488部影片中有301部归美国大公司发行。墨西哥各银行最后通过它们对影片的投资来普遍提高全国影片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一部墨西哥片的拍摄只需三个星期（在好莱坞要十二个星期，法国与西德要八个星期，在意大利则需七个星期）。由于这些金融界的利益——同时也由于作家们的驯顺服从——使得1935—1950年间杂乱无章、质量好坏不均而产量颇多的墨西哥制片业变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工厂，一个专门为拉丁美洲观众生产一系列影片的好莱坞式的工厂。今天大部分墨西哥影片是一些小歌剧片、说教的宗教寓言片，和一些按照上世纪的传统表现母亲的隐痛和女儿的失足、最后由于爱而获得新生的闹剧片。这些影片或是追求服装的华丽，或是表现一个适合于旅游者口味的民间故事，男演员们手执吉他、头戴阔边草帽，女演员们则浓妆淡抹，扮演艳丽的农妇，在牧场或庄园里演出一些荒唐轻浮的恋爱故事。
喜剧演员康丁弗拉斯（原名马里奥·莫兰诺）出身于民间巡回剧团。他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中一种正在增长的力量。在影片《关键所在》初次获得成功之后，他饰演的印第安佣工、歹徒小说中的人物、满口说俏皮土话的无赖汉，在拉丁美洲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声誉之广堪与夏尔洛相比。
古巴
这个有700万人口的大岛于1897年摄制第一部新闻片
《扑灭火灾》，从1908年开始摄制故事片。但古巴电影的真正开端应该是1913年8月6日长故事片《马努艾尔·加尔西亚》的上映，这部影片，由恩里克·迪亚斯·克萨达导演，叙述独立战争期间一个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是巴布罗·桑托斯和杰苏斯·阿蒂加斯，他们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以上三人合作，一直到1920年，拍摄了一些社会题材与革命题材的影片（《血与糖》、《在丛林中》——又名《古巴女人》和《桑吉里队长》等等）。
在20年代，古巴摄制了30多部影片，其中有埃斯特万·拉米雷兹导演的影片（如《恶神》、《面向生活》、《阿罗亚托》等），尤其是拉蒙·贝翁导演的影片为数更多。拉蒙·贝翁在离开本国前往墨西哥前拍了《慈悲的圣母》，这部影片尽管剧情幼稚可笑，可是导演却很杰出，演员的演技和民族典型人物的处理上都很成功。这是古巴最后一部有价值的无声片。
为纪念解放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诞辰一百周年，独裁者巴蒂斯塔组织了一次强制性的募捐活动。募捐所得的款项除去挥霍浪费之外，剩余的被用来摄制一部纪念性的影片《白玫瑰》，由墨西哥人费南台兹导演，他很不注意历史的真实性，结果使影片充满官样文章那样沉闷令人生厌的气氛。
闹剧片、哀情片、歌舞片、为美国旅游者摄制的“地方风俗片”、对西班牙后裔及黑人进行粗野挖苦的滑稽片，这些片种组成了从1938年起直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发生前在古巴生产的有声影片的大部分。
1959年，电影协会（简称I．C．A．I．C）成立，它被授权管理唯一的一家制片厂、几家电影院和一个放映网。它开始拍摄一些受新现实主义与纽约学派的影响的纪录片，其中应当指出的有托马斯·G．阿莱亚导演的《土地属于我们》和加尔西亚·埃斯皮诺萨导演的《住房》，后者就是当年曾被巴蒂斯塔禁映的那部《沙洲》的作者。电影协会向外国导演发出广泛的呼吁邀请他们到古巴工作，其中有法国人克利斯·马尔凯（拍了《要古巴！》一片）、阿涅斯·瓦尔达（拍了《向古巴人致敬》、阿芒·迦蒂（拍了《另一个克利斯托巴尔港》）、苏联人卡拉托卓夫和叶甫图申科（拍了《我是古巴》）和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拍了《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
在1961—1965年间，青年导演完成了近20部长片，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加尔西亚·埃斯皮诺萨导演的《古巴在跳舞》和由柴伐梯尼编剧的《青年反叛者》、古蒂埃雷斯·阿莱亚导演的《革命的故事》、《十二把椅子》和《古姆比特》。
中美各国
中美洲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一共只有1000万人口，有350家放映35毫米与16毫米影片的电影院，其中顶多有100家每天放映影片。
在巴拿马，第一部故事片似乎是在1949年摄制的，这就是卡洛·鲁伊斯和胡利奥·埃斯皮诺索导演的《幻想破灭之时》。
在危地马拉，1950年摄制了《帽子》；1952年摄制了《加勒比海的女儿》；更值得注意的或1953年摄制的《黎明》，导演J．M．德莫拉在片中以欧洲殖民者虐待印第安人为题材。但在1954年发生的军人政变之后，一切影片的生产都中断了。
萨尔瓦多在1950年左右也许拍过一部彩色长故事片。
在洪都拉斯，许多电影院都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的财产，这家公司在中美各国有很大的势力。
在尼加拉瓜的某些城市里，电影院除去缴纳普通的捐税之外，还要支付一种“火山税”，用以救济火山爆发时的受难者。
在一些居民主要为印第安人与混血种的国家中，有65％80％是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不上两次电影，电影艺术在这些国家还处于初步阶段。
在加勒比群岛，多米尼加共和国或是海地的电影观众人次一直停留在上述水平（320万居民中有95％是文盲，电影院总共有6000个座位）。在一些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殖民地，观众人次要高些。在这些岛屿上，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与故事片都是外国人摄制的，民族的电影艺术还有待诞生。
波多黎各
在这个美国殖民地，观众人次相对而言要高些（每年每人平均购票九张）。1950年之后，由维拉德·范戴克创立的一个杰出的纪录学派在那里颇有发展，范戴克本人是个导演，分别于1939年与1948年在纽约拍了《城市》和《摄影师》两部影片。在波多黎各成功的影片中有：范戴克的《白蹄马》、阿米尔卡·蒂拉多的《桥》和《山里的声音》、奥斯卡·托莱斯的《桎梏》、B．多宁格的《谦虚的人》、路易斯·梅索内特的《我是莱翁的胡安·彭斯》。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