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缅甸推进的日本人轰炸了加尔各答，使这个城市的影片产量大为降低。印度影片的产量最后下跌到不足100部（第二次大战前为175部至200部）。在这些影片中特别应予指出的是《邻居们》一片，森达拉姆在该片中宣扬印度教信徒和伊斯兰教徒要友爱团结。还有《女同路人》一片，标志着孟加拉人比麦尔·洛伊在故事片导演上的开端，他在“新戏剧有限公司”里长期担任尼金·博斯与维·希·巴鲁阿的摄影师。这是一部名列前茅的杰作，表现一个贫苦的工人与一个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猛烈冲突。
直到大战结束之后，森达拉姆才得以拍摄《柯棣华医生》一片，它描写一个印度医生参加1937年为中**队组织的国际医疗队在服务中死去的故事。该片是根据K．A．阿巴斯的小说《没有回来的人》改编的。这位作家作为电影编剧驰名已久，他以《大地之子》一片开始导演工作，这部影片以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荒为主题，由人民剧院的喜剧演员们演出，虽然他们的演技有些笨拙，但是影片的摄影技术却非常卓越，有些镜头十分感人，例如当饥民们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时，一辆辆豪华的汽车从他们的身旁驰过。
1947年8月15日，印度以伊斯兰教徒的分治、创立巴基斯坦国为代价最终获得了独立。这种分治导致了成百万人的成群移居。许多电影院毁于骚乱之中，或者遭到难民们寄居时的糟蹋破坏。大批难民被迫迁徙的惨状在纳马伊·戈什导演的一部孟加拉影片《背井离乡的人们》中特有详细的描写，尤其是那个从故乡被赶走的老妇叙述她的悲惨经历时，使人心中感到非常激动。
印度电影业不久开始了一个新的飞跃。影片产量到1955年达到285部，一跃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好莱坞（产241部）之前、日本之后。全国当时有电影院3500家，包括巡回放映队与露天影院在内，后一种电影院在南部很为普遍。
1930年代的导演们一蹶不振。尼金·博斯拍的那些节奏太慢的历史片或宗教片早已令人厌倦，但他在改编一些当代的小说上还获得一些成功，如根据塔拉尚·班纳尔吉的原作改编的《诗人》和根据普拉巴特·K．姆克尔吉原作改编的《珍珠灯》。尼金·博斯和维·希·巴鲁阿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孟买工作，他们在那里没有再取得以前的成功（巴鲁阿1951年死于孟买）。
孟加拉语的电影由于新的一代的涌现依然保持着高水平。由“新戏剧有限公司”培养出来的卡尔蒂克·夏特尔吉在《小英雄》一片中以准确的笔法描绘了家庭生活。海门·古普塔以他的影片《四十二》来纪念加尔各答发生过的革命事件。有一些导演和摄影师组织了一个名为“阿格拉杜特”的团体，拍了《心愿》和《旅伴》两片之后，成功地摄制了一部风格高雅而极感人的作品《巴不拉》，描写一个男孩子为了养活他患病的母亲而劳动的故事。
在南部，影片产量相当多，但占压倒位置的是仙女片、宗教片、历史片或神话片。在1948年，有一部泰米尔语的影片《桑德拉勒卡特》大获成功，它是S．S．瓦桑导演的，此人后来成了摄制豪华场面的专家。马拉雅拉姆语的影片生产也有增加，但是导演们都来自孟买，根本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1950年以后，在泰米尔语与泰卢固语的影片中，革命题材（如M．D．维泰尔的《凯雷拉的狮子》）与社会题材的影片也都增多了。
在西部，古吉拉特语的影片（主要是供经商的居民观看）由于重复一些传奇的题材，变得毫无生气，而浦那与孟买摄制的马哈拉施特拉语影片（主要供那些以工资为生的居民观看）则偏于现代题材，内容直截了当，充满生动活泼的气息。这些影片中最杰出的都出自演员、制片人兼导演拉加·帕兰加普之手，他专门拍摄生动的家庭喜剧片，如《乡村野人》和《满城风雨》。印度人极为爱好喜剧，就连悲剧片也常常要有几个丑角上场。
森达拉姆继续摄制一些很细致考究但却毫无新意的影片。这时他的最佳影片是《不可接触的少女》，描写一个贱民阶级的少女的故事。
孟买被认为是印度的好莱坞。制片商有时以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华丽的布景和色彩绚丽的服装来赢得同西席·地密尔的影片不相上下的成功，例如由索拉勃·莫迪制片、导演并且主演的《章西女王》就是这类影片之一，它毫无热情地叙述一个世纪前由一个印度的“圣女贞德”领导的反击英军的斗争。在这些超级影片中，梅布伯汗摄制的《印度姑娘曼加拉》在整个东方、埃及，甚至在伦敦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历史闹剧片叙述动人，节奏明快，出色地使用了外景。它为当时还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和某些印度人侨居地（特别是南非）的电影打开了新的市场。不久，这位导演的影片《印度母亲》也获得同样的成功。
著名舞蹈家乌代·香卡以稍带好莱坞的风格，制作并导演了他那部极为豪华的芭蕾舞剧片《幻想》，这部影片含有一些十分优美的段落，它将古代的印度与工业化的印度穿插在一起。
孟买流行的明星制使得许多著名电影演员成为自己影片的制片人，例如情侣演员拉吉·卡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火》与《雨》两片上获得商业的巨大成功，又在《流浪者》一片上大获胜利，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巴斯的剧本、由卡普尔自己制片、主演并导演的。影片摄制费用达100万美元，有些歌舞场面很为壮观，它带有孟买那些超级影片的缺点，但剧情生动活泼，充满热情，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使人捧腹大笑，因此仍有它的价值。
除去好莱坞及一些英国影片之外，印度很少接触外国电影。1952年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办的电影节使得印度电影工作者看到了一些法国与苏联的影片，和几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品。后一学派的作法同巴鲁阿、尼金·博斯（他此时已经一蹶不振）以及“新戏剧有限公司”过去的努力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比麦尔·洛伊不难向前更进一步，完成了《两亩地》这部作品。
这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在国际上曾获得广泛的成功，特别是在中国有8000万观众对它大为赞赏。影片叙述（为了迎合西方的趣味，它有时用闹剧的方式）一个流落城市拉人力车的农民的遭遇。这部作品以它的真实感和显明的激情非常感人心弦。比麦尔·洛伊那种自然的慈悲心肠和抒情手法在《巴利尼塔》一片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两亩地》始终是他最好的影片，它使印度终于跻身国际电影艺术之列，比它任何一部豪华的彩色片作用都大。这部影片虽然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却能直接触动广大的国际观众。
其他的导演也采用了社会题材或民族题材。《阿马利查大屠杀》再现了1919年血腥惨案的一幕；《巴加特·辛格》则表现被英国人处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的一生；《我们是人民》与《旅伴》以破产的小人物与失业者为主人公，但对社会的批判仍然带有闹剧的色彩。K．A．阿巴斯又以孟加拉大饥荒为题材摄制了《蒙娜》一片，并且把作家姆尔克·拉基·阿南德的小说《两片叶子和一颗钮扣》搬上银幕，表现在德干的英国种茶园中的生活情景。
1956年，印度生产了300部影片，名列世界影片生产第二位，超过了好莱坞。它的影片名扬海外。国家的独立大大有助于一个学派的发展，这个学派每年摄制的优秀影片达到10来部，此外还生产数目众多的商业性巨片。
全国在1964年有电影院3300多家，流动放映机构1450个，观众人次达20亿（1948年只有2亿人次）。然而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还达不到每人每年购票4张。印度电影业的发展前途还是无限的……
孟加拉经过十年的萧条之后又因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道路之歌》与《不可征服的人》而回到印度电影的前列。
萨蒂亚吉特·雷伊原先当过画家和装璜师，在他看见让·雷诺阿和他的侄子摄影师克劳德·雷诺阿在加尔各答郊外拍摄《河》以后，便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1952年他当上了编剧与导演，1954年摄制《道路之歌》，开始把浦山·班纳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搬上银幕，这部小说被孟加拉人视为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的作品。《道路之歌》叙述一个贫穷乡村孩子们的生活。有一家人家住在热带森林边缘的破屋里，有一天，一个男孩子和一个穷女孩子跑到平原上，透过芦苇丛看到远处驶过一个奇妙而陌生的东西——一列冒烟的小火车。影片的故事是以孟加拉农村生活的缓慢节奏来展开的，苏勃拉塔·米特拉拍摄的每个画面都很优美动人。在《不可征服的人》中，那个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同他全家来到圣城贝拿勒斯，以后又迁居加尔各答，进了大学求学。对影片的导演来说，再现1930年前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似乎还需要更多的物质手段。这部影片在威尼斯获得大奖，这一点证实一个极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已经诞生，他使印度电影名列前茅，但这部影片又被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阿普的世界》所超过，后一影片是当代电影的杰出作品之一。
同萨蒂亚吉特·雷伊截然不同，拉吉·卡普尔是以孟买电影而出名的，这种电影在许多方面与加尔各答正相反。《流浪者》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之后，这位制片人兼明星叫他的助手导演了《擦鞋童》，这部影片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它叙述孟买一个擦鞋童的遭遇。
拉吉·卡普尔后来主演《四二○号先生》一片，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角色（显然受了卓别林的影响），他到处流浪，经历了许多险遇。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他后来主演的《夜幕之下》更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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