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在法国人的制片厂里摄制了第一部土耳其语的有声片（《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仿制了《蓝天使》，并导演了一些闹剧片，如《父亲是杀人犯》、《池边房子里的姑娘》。从1932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摄制了28部故事片，同时有许多外国影片被配音译制，重加剪辑，有时被剪辑得与原片大不相同。例如，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就曾把路易·特伦克的《意大利的雇佣兵》（此片间接颂扬轴心国）改变为一部农民造封建地主反的影片。这位大作家还在1932年拍了一部描写傀儡卡拉盖兹的纪录片。他在狱中度过的二十年期间曾用匿名的方式参加几部电影剧本的创作。
配音译制片的兴盛促进了成本极低的故事片（四五百万法郎一部）的制作。1950年之后，一项对电影的资助法又大大发展了影片的生产，尤其是埃及影片此时在土耳其被排斥，因而更加强了本国影片生产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导演中，有巴哈·热朗白维（摄有《红胡子》、《魔笛》、《空摇篮》），吕夫图·阿卡德，阿迪夫·伊尔玛兹；在年轻导演中，则有诗人奥尔翁，喜剧片专家埃里布尔努，阿伊丁·阿拉孔（摄有《康斯坦丁堡的陷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桑德拉·卡米尔（摄有《在两把刺刀之间》），这两类导演都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些影片中有的摄影技术十分出色。
到1960年左右，影片的年产量超过100部，尽管胶片十分缺乏，长时期内只能从黑市购得。每部影片的平均成本从过去的1万至2万土耳其镑上升到10万至20万土耳其镑。获得最大成功的影片是《小姑娘艾莎》，由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扮演。肚皮舞与歌曲在商业性影片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影片是供国内电影院放映的。在上映节目中，开罗的影片为数甚少，因为90％的土耳其观众是文盲，很少有人通晓阿拉伯语。
1960年左右出现了新的一代导演，其中最著名的是梅丁·欧克桑，他的《超越黑夜》一片由于剧情紧凑有力，人物性格描写逼真，导演手法出色而取得成功。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梅姆杜赫·伍恩的《流血的逃亡》，尤其是伊斯马尔·梅丁的《干旱的夏季》，该片曾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以色列
以色列在1954年每一居民平均购票15张，观众人次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还要高，但影片生产在那里还很不发达。
在165万居民中，大多数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1950年前后在雅法的某些电影院里，放映电影时需要在一块小银幕上放映六七种文字的字幕说明（希伯来文、罗马尼亚文、意第绪文、法文、德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等等）。以色列的官方文字是一种现代化的希伯来文，当时还远未为全国人民所了解。
最初的以色列影片是在巴勒斯坦由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可布·本多夫摄制的（《埃尔兹的犹太人生活》，1912年；《犹太军团》，1923年）。从1927年到1938年，阿克斯尔洛德拍了若干部纪录片或半纪录性影片；1933年有人可能拍过一部无声故事片，同时巴鲁奇·阿加达迪拍了第一部希伯来语的纪录片，名叫《这里就是埃尔兹》。此后不久，克伦·海耶松拍了《圣地》这部纪录片（英语片）。
在1947年，有两部大型影片拍成：一部是波兰人约瑟夫·莱泰斯导演的《伟大的诺言》，另一部是由弗洛伊德·克罗斯比摄影极佳的半纪录性影片《我父亲的房子》。后一影片由美国人赫倍特·克林导演，他是纽约纪录学派培养出来的，早年曾和斯坦倍克一起在墨西哥导演过《被遗忘的乡村》。他拍的这部剧情很简单的影片让观众随着一个男孩子走遍以色列的主要地区，男孩子到处寻找他的双亲，可是始终找不到，因为他的父母早已被纳粹杀害了。
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断了约瑟夫·克鲁姆哥尔德导演的影片《脱离邪恶》，到1951年这部影片才摄制完成。这时在赫兹利亚兴建的一个制片厂已经竣工。《24高地没有回答》是英国人索洛尔德·狄肯逊在1954年导演的。该片的主要女演员是以色列姑娘海娅特·哈拉里特（后来她成了第三次重拍的《宾虚传》的明星）。这部影片表现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它用纪录片的手法由三篇电影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最好的是对占领者毫不留情的谴责；它回顾了特拉维夫组织起来抗击英**队的情景。这部影片具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但同其他外国导演在以色列拍摄的影片一样，仍是一部主要为国际市场——首先是为美国市场——而生产的影片。
第一部讲希伯来语的故事片是《琼哈丹与泰利》，这是一部中型影片，由儿童们主演，导演是法国人亨利·许内德（曾因《伟大的生活》一片获1951年让·维果奖）。《丹娜不知怎么办》一片（巴鲁奇·迪厄纳尔和哈罗德·斯坦堡导演）描写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牛的故事，具有一种极令人喜欢的民族幽默感。在1960—1965年间摄制的12部至15部的长片中，最好的一部是《月球上的一个洞穴》，由演员兼导演的乌里·佐哈尔根据阿莫斯·克南写的剧本拍摄，该片故事虽然看起来很怪诞，实际上却是对当代生活的一个激烈的讽刺。
意第绪语电影在两次大战中颇为盛行。在波兰或在美国拍摄的这种影片专供美洲或欧洲的犹太移民观看。它们大多取材于用这种日耳曼—希伯来方言写作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如1937年在华沙由瓦斯辛斯基摄制的《迪布克人》就是根据安—斯基和阿勒—卡西兹尼写作的话剧改编的。
然而，由于纳粹党徒成百万地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各地犹太移民在生活上的同化（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再加上现代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发展，这种电影日见没落（正如意第绪语的戏剧和文学一样）。战后这些年，用这种为新一代中一部分人所听不懂的方言制作的影片似乎连12部都不到。
突尼斯
第一部突尼斯影片《迦太基的姑娘》摄于1925年，这部影片在角色安排与主题处理上都是完全阿拉伯式的，它由拍摄新闻片的老摄影师萨玛马·基克利导演，他在此片之后接着又拍了第二部故事片。
据我们所知，除突尼斯之外，在无声电影时期，还没有别的任何一个北非国家有创立民族电影的企图。1935年左右，有人在突尼斯用临时凑集的资金拍了一部法国与阿拉伯合作的影片《戴尔吉》，由女演员哈茜巴·布德契主演。之后，J．A．克勒齐也在突尼斯拍摄了《凯鲁万的疯子》，但是由于战争爆发，他无法完成这部歌唱片。战后，他作为补偿，拍了《南方之子阿里》（由原籍埃及的歌手雷达·凯尔主演），但始终未能实现他征服阿拉伯电影市场的雄心。
1945年后，在首都突尼斯城建立了“非洲制片厂”，但它只有一个小小的临时摄影棚及几个简陋的洗印室，最多只能拍摄一些广告片，或者为法国或美国的纪录片摄影师与导演（他们在突尼斯拍摄了不少影片）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突尼斯在独立前夕的1954年有71家电影院，观众人次为850万，也就是平均每一居民购票2张（居民总数360万）。
1956年以后，突尼斯政府致力于创立本国的电影。在摄制了一些纪录片或半纪录性影片之后，这一努力在《哥哈》一片上获得引人注意的成果。这是一部法国与突尼斯合制的影片，由法国人巴拉吉埃导演。黎巴嫩人乔治·谢哈岱写的电影剧本是根据小说《头脑简单的哥哈》（阿台斯与乔西波维基合著）自由改编的，而小说原作则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描写一个假装头脑简单、实际很聪明的伊斯兰教徒。影片对白简洁而动人心弦，色彩运用巧妙，奥玛尔·谢里夫（后改名为夏里夫）的演技矫健有力，这一切都促成了这部影片的成功。
此后突尼斯的制片业只拍摄一些供旅游宣传用的风景短片，直到1965年才摄制了两部出色的长片：马里奥·吕斯波利导演的《复兴》是一部“直接电影”式的纪录片，米舒德·迈兰导演的《哈米达》通过两个孩子的经历，动人地追溯了殖民时代的生活。
阿尔及利亚
从1920年到1950年，在这个国家里拍摄了相当多的美国片或法国片（这和摩洛哥或突尼斯的情形一样）。这些影片常常是《大赌博》那样的题材：荣誉军团的士兵被反叛者或披斗篷的土匪所包围，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当时全国没有一家制片厂或洗印厂，放映业在阿拉伯世界中相对地重要（1960年有350家电影院），但是主要的顾客为欧洲人。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在游击区组织了一个随军的电影服务队，这个服务队拍了许多部新闻片与纪录片。1961年摄制的《雅斯米娜》是一部小说体的短片，在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难民营中拍摄，导演为拉克达尔·哈米纳和贾马尔·桑岱尔里，他们以含蓄的激情导演了此片。《夺取自由的枪支》（1962年摄制）也是由他们导演的。同时，法国人伏吉埃也在民族解放战线的游击区里拍了《战火中的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本·贝拉政府把全国电影院收归国有，观众人次此时达到新的纪录，到1964年成立了“电影中心”之后，电影院收入的40％专用来生产影片。
在1965—1966年间，有许多长片摄制完成或正在拍摄，如拉克达尔·哈米纳的《奥雷斯山上的风》，吉洛·蓬特科尔沃重现的《阿尔及尔之战》（在该城大街上拍摄）。在《刚赢得的和平》中，雅克·夏尔比表现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留在孩子们心灵上的痕迹。此外还有两部纪录片应该提及，一部是罗伦齐民拍摄的《自由的手》，另一部是拉什迪与雷内·伏吉埃合拍的《人民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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