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2007年10月5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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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1）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2）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钮（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满清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乘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7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而“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3）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乘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