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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杜氏原无交往，后由友人韦钟秀的介绍到杜家，初时为他家人看病。他的几个子女出痧子（麻疹），有些很轻，有些比较严重。我为他们一个个看好之后，又为他几位夫人诊脉。后来见到杜氏，他身长五尺一寸，比我矮一寸，体重是九十余磅，可以算是很瘦弱的人，经常有气喘病。当时在左右来往的人，都是些武夫，看见我常常躺在烟榻上与杜氏相谈，嫉妒得很，私底下叫我“孔子”。我知道了并不介意，误以为他们在捧我。后来韦钟秀轻轻告诉我，“孔子”二字是游侠儿的术语，实在是“空子”二字，表示此人非我族类，没有“前人”的。我也付之一笑。
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不如意，弄到神经衰弱之至，实在是经济上发生恐慌，家庭间又有气恼，将来何以善其后？于是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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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化名 请我出诊
在威海卫路我的新诊所建成之前，慈安里的老诊所处于热闹地区，不但人头复杂，而且里弄口垃圾堆积如山，不堪居住。我就把住家迁到亨利村，左邻是李丽华，前面住的是周剑云，这个村中，住的人家不少。我每天早晨必出门散步，见到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转角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要造一座大洋房。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屋主人是谁。
为了建造新诊所，我时常到那边去观察建设程序。地盘上的工头误会我是业主派来的，所以任何图样都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其中的密室是怎样造的。后来工程竣工，才知道这是杜月笙造的新宅。接着许多名流纷纷送礼，有洋行里送来的全部“水汀”设备，还有送厅房全部家具的。但是建成之后，有位风水先生胡说八道，他说“这座大楼煞气太重，住了进去，必然家宅不安”。恰巧那时节杜府的妻妾间时起争执，杜氏认为这位风水先生的话的确不错，后来又请一位朋友来看风水，并听他的话在屋角上造了一个亭子，来镇压三岔路口的风水。谁知道亭子一造起，杜氏竟病得很厉害。病愈之后，他对我说：“这座新房子，我不想住进去。”于是就空着没有人住。
抗战胜利之后，我照常应诊，业务很忙。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姓马，要我到他家里去看病，他的家在杜美路一号。我车子到了那边，一看原来是杜氏的新宅。我投刺而入，由两个人陪我进去，但是走到东走到西，却找不到马先生本人。两个陪我的人说：“请你稍待，让我们打电话去找他。”正在这时，我见到机关密室的按钮，一时好奇心起，随手把按钮一按，一扇门应手而启，里面有一个人，正在剃须。一见到我，他神色骇然地问：“你是谁？”我说：“我是陈存仁，有一位马先生请我来看病的，有两个陪我的人因为找不到马先生，已到楼下去打电话。因为在造楼时我知道这地方有密室的按钮，所以试按一下，就走了进来。”那位剃须的人笑了起来，说：“请坐，我就姓马，希望你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讲起这个按钮。”说罢我就坐下来，等他修完须。他一面说：“我向来喜欢吃中国药，新近，我的颈项间生了一个大核。有两个中医看过，他们消来消去消不掉，现在经过时先生介绍，请你来看一下。”我问：“时先生是不是寿彰先生？”他说：“是的。”（按：时君后来当了中央印制厂厂长，这厂是专门印制钞票及邮票的）我细细地在他那核子上摸了好久，说：“这种核子，轻的叫虚核，小孩子玩得太厉害或发热之后，常常生这种核；但是大人生的多属疬核，俗称疬串，会一颗一颗地连串起来，更重的就叫做瘤，成了瘤，便有性命出入了。”这位马先生机警得很，他问：“×君生过毒瘤，我是不是这个病？”我对他说：“绝对不是，瘤是结块之状，推都推不动的。你的核是活动性的，不过是比较大的瘰疬而已。”马先生听了我的话，心就安了下来，说：“用什么医法，就由你做主，不过我不愿意接受刀割，或是用药使它腐烂。”我说：“可以可以。”如是者看了半个月之后，疬核消了一大半，他说：“我现有要事要到别处去，你不妨多给我一些消散药，等我回来再讲。”接着他又说：“我请你看了这么久，他们究竟付了你多少诊金？”我说：“我从未受过一个钱。”马先生就把抽屉拉开，里面有十多块金表，他说：“你要几个就拿几个，这是我爱好之物，你喜欢的话，随便拿三个五个，不成问题。”于是我就随手取了一块。马先生说：“那不行，你再拿几个。”我说已与诊金相符，坚决不肯再取。马先生就说：“那么我再送你一张照片作纪念吧。”于是就取出一张八寸大的照片，上款写我的名字，下款竟写了“戴雨农”三字。我一想戴雨农即戴笠，大吃一惊。原来所谓马先生，即戴笠。等他签好了名，我把照片拿在手中，称谢而退。
本来我想配一个镜框把它挂在诊所中，的确能够“压邪”，再一想我是医生，从来不问政治，所以连镜框都没有配。过了不久，听说戴先生搭飞机，竟然撞向一个山头，全机坠毁，这个山名为“戴山”，我为之黯然久之。
这张照片，多年来我藏在书柜之中，后来我离沪来港，方才将它焚化，未能留存，甚感遗憾。
著名杀手 竟然见鬼
鬼，本来是没有的，我也不相信有鬼。但是心中有鬼，就会令精神上发生幻觉，弄到周身是鬼，走出去前前后后都有鬼，坐在家里，旁边也有鬼相陪，这是我临诊时一个病人遭遇到的情形。这病人，是敌伪时期的一个大杀手，名叫林之江，是一个心狠手辣且诡计多端的刀客。
本来抗战胜利之后，他要被枪毙的。知道上峰要逮捕一个姓陈的汉奸，他做了一个报告，讲得头头是道，而且领了款子，竟然逃到香港。至于拘捕陈某的事，他也不再过问了。
一九五○年的某日，我在九龙诊所诊病时，有一个面目黝黑、形神憔悴的病人，到我诊所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陪伴他的人。他开口就问我：“你认得我吗？”我看了许久，说：“我接触的人多，一时想不起来。”他说他就是林师长。经他一提，我就想起敌伪时期汪精卫部下叱咤风云的林之江。我想起了当时他在上海，杀过许多人；但他生平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