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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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筵变葬礼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
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
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
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
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
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
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
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
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道术多迁变
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友兰在1990年3月为自己预拟的95岁寿联。
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１０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胡适的这部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前，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
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实际上，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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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过来
1948年底那个天玄地黄的时代分水岭之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他主动留了下来，被举主持清华的校务，准备解放军的接收。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５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遭到了新一轮批判。这时候，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任载坤因肺癌去世，冯友兰非常悲痛。进入８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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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轶事
破例聘钱钟书为教授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
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