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改变一生的对话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
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答应悔改，谨遵师命。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那儿有很深的华侨关系，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层关系，梁启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革命的信仰。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4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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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学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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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
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梁启超轶事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名家评价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蔡元培
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