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喜欢手提公文包，真皮的，黑色。里面放着他的剃头刀，剪刀、剃头推子和一块白的确良布。给别人剃头是父亲的手艺之一，另外他还会戗菜刀、磨剪子。
父亲的包包里还有几棵银针，他还会针灸。有时家里总有排着队，手捂腮帮子，不断呻吟的牙痛患者。另外还可能有几味名贵的中草药。看那意思挺像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耍把戏卖假药的。
父亲喜欢赌，且是东三省有名的赌棍。最辉煌的战绩是我家一抽屉都是手表，大部分是进口的，小的时候我就带过两块瑞士镀金坤表。我小哥戴过一块全新的日本西铁城表，但从来没有赢过劳力士金表。院子里最多摆过十二辆自行车，是在一次赌博中赢的。分别是飞鸽、永久、凤凰和白山牌子。
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些手表、自行车也可能都输光了。所以，我和妹妹都知道任何财产到我家都是短命的。
家里有各种赌具，扑克、麻将，牌九，骰子。军旗也可作为赌具。
父亲手指很长、柔软，玩起扑克牌，真像赌王。任何牌只要一过手，就过目不忘。但我敢肯定，他一定玩老千，否则他赢的概率不会那么大。
家里常常会有从外省，比如沈阳、长春、哈尔滨来的赌徒，向父亲讨教，拿钱让父亲赌。有人出赌资，自然赌起来轻松快乐。就像现在有人拿钱让你来炒股一样。
下象棋，父亲总能赢，常有外村人慕名而来找他下象棋。总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
家里有一点好吃的，父亲总要买上一斤老白干，叫上他的“狐朋狗友”（母亲这样称呼他的朋友），大吃大喝一通。我和妹妹眼巴巴地看着，偶尔也会有白吃者说：给小孩吃点吧！父亲会说：小孩子吃的日子在后头呢。我现在个子矮，头发少，脸上有斑点和小时候吃不上、穿不上有直接关系。
家里和地里的农活儿，父亲从来不管，他的职业就是赌牌、下棋、喝酒和到全国各地旅游。
父亲到了北京，会在九龙壁拍一张照片，长城上留个影，颐和园里照张相寄回家来，小时候我就这样认识了北京的大小名胜。每次父亲的照片一寄到家，我和妹妹就会抢着看。母亲是愤怒地看完，愤怒地烧掉。父亲在外边潇洒，我们在家受冻挨饿。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父亲在杭州住了一年，他说都不想回来了。太美了，真是人间天堂。可是，我和妹妹还有母亲在人间地狱。
到了拉萨布达拉宫。父亲说：天下最富有的人是西藏的活佛，可惜他们不好赌，否则他会将整个布达拉宫赢回来。
父亲因为聚众赌博罪被劳动教养一年，在科尔沁果树园。果树园景色优美，鸟语花香，还有吃不完的各种水果：苹果、沙果、海棠果、葡萄�� 父亲主要的工作是给民警们理理发，炒几个菜。父亲是个好厨师，他做的饭菜，没有人不爱吃。再陪民警们下下象棋。他偶尔会故意输给人，毕竟寄人篱下，身无自由嘛。
秋天，果园的水果都成熟了，父亲被警察叔叔开着吉普车送回了家，还装了一后背箱的各种水果。父亲大摆酒席，请了村里的父老乡亲。那感觉不像劳改释放，倒像中了举人，喜庆得很。连我和妹妹都快忘记了耻辱，大吃特吃劳改农场果树园里的水果。一样酸甜可口。没吃出什么异味来。父亲神采飞扬地演讲他在里边是多么的风光和吃得开，凭他的聪明才智征服了全体民警和全体劳改队员。
父亲的“本事”（2）
父亲喜欢说山东快书，只要一喝酒，他就拿出他的竹板，说上一段快书。母亲说父亲这样，特像要饭的。
村里来了要饭的，父亲总是将要饭的叫到屋里来，供人吃顿饭，还会留宿。有一年冬天，一个要饭的坐在我家炕上用篦子将其头上的虱子往我家炕上刮。一群虱子在炕席上翻滚爬行。母亲气得责备父亲什么人都留宿。父亲说：穷人哪有不生虱子的。
冬天冷，父亲在外边捡来干净、漂亮的小树枝放在地中间点着。一团火焰腾空而起，快烧到了房顶。每次，我都特担心，我家的房子会被父亲点着。随火焰的热气流飞腾起的烟和灰像精灵在舞蹈，一会儿又都落得到处都是灰，包括我的鼻子和脸上、头发上。全家人都满面尘灰烟火色，但的确不冷了。
母亲说父亲在屋里笼火是野人的行为；说父亲小时家里穷，穿不上裤子，兄弟几人光着屁股在屋里点火，你说不像野人像什么。
母亲说爷爷家穷得叮当响，穷得都掉底儿了。好不容易来了救星共产党。我说为什么那么穷。母亲说原来没那么穷，就因为你的爷爷和奶奶抽大烟，扎吗啡。卖了房子、卖了地，就差卖儿和卖女了。父亲从不讲他的童年，也不告诉我他家有多穷、有多烂。
奶奶早早的去世了。我想大概是吗啡扎过量了。要么就是穷得买不起毒品了。父亲还不到七岁，三叔六岁，老叔三岁，奶奶就死了。七岁的父亲就跟着爷爷到处赌。然后就赌了一辈子。就在他咽气的头一天还在赌，每赌必赢。父亲死后，我发现一个笔筒里都是父亲赢得的金戒指。我一个也没拿，全部给了陪伴他到人生终点站的新老伴。作为赌徒的女儿，我也特好赌，但不是赌钱，是赌命运，我喜欢和命赌。我的命运还不错，每赌必赢，虽有时也挺悬。
我的爷爷在我八岁左右那一年，去世了。一口红漆大棺材停在三叔家的院子里，满院子里都是人，屋里的一口大锅冒着热腾腾的气，不像死了人，倒像过年要杀猪。没有哭泣声，也没有吹鼓手，一切静悄悄的。当时心想：这样子有点不体面。
我的爷爷瘫了好几年，躺在三叔家的北炕上。三叔一家在吃饭，爷爷会弹过来一粒粒的小粪球，爷爷大便干燥，自己用手抠。
我不记得爷爷长得什么样，只记得一瘦老头卧在北炕上，不声也不响。
爷爷和奶奶合葬了，没有入陈家的祖坟，也就是我祖爷爷的坟茔地。另外选了一块新的坟茔地。前一阵，二妹春来电话说：一个缺了八辈子大德的村长将我祖爷爷那块地给卖了，要求迁坟。这要拆迁了，也没有拆迁补偿费。二妹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哪能轮到我们这些孙女身上。
父亲说他一年四季“肉面沾牙”。开始我不懂什么叫“肉面沾牙”。问母亲，母亲说就是经常能吃上肉，吃上白面。就因为父亲一年四季的“肉面沾牙”，我和妹妹一年四季的很少“肉面沾牙”。
父亲带我去了外村，他的赌友家。他的赌友做四个菜，炒鸡蛋、炒土豆丝、肉丝炒芹菜、凉拌白菜粉丝，还有一个西红柿鸡蛋汤加小海米。猪油烙白面饼。席间，那位赌友不停地用筷子将菜往盘子中间抟。开始父亲还忍着，后来父亲用筷子将四个菜全部打散道：怎么着，不让吃吗？干嘛老抟菜。那位赌友忙红着脸道歉，吃吧！吃吧，孩子。我真的不想吃了，被这两个赌棍用两根棍子似的筷子翻来翻去的。
最后，我只吃了鸡蛋汤泡饼。走出他家大门后，我问父亲：今天算“肉面沾牙”吗？父亲大声回答：算！当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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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妹妹（1）
在我上初二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农村土地革命，土地承包到户。那时，大哥早已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小哥和我在读中学，二妹春和小妹秋在读小学。农村土地分包到户，由农户自己做主种什么，不种什么，牛、马、羊，还有马车都分到各户，一切按人口抓阄来分。我家由小哥抓阄，手气不错，抓到的地是靠村口东门外挨着那一大片树林的土地，这块地的优点除了离家近外，土质特肥沃，而且平均每一亩地就有一眼机井。我家的土地是以前生产队农肥堆积处，所以特肥。我们家当时户口是六人，每人四亩地，就有二十四亩地，当时，三叔和我家里一块抓阄，所以三叔家也分到了这块地，和我们家紧紧相邻，父亲和三叔都特别开心，另外我家又分得一头怀孕三个月的黄牛、一匹白马和一匹黑马，还有十五只羊。这阵势，颇有打土豪分田地那种感觉，只是分的不是地主的地，而是由公家分到了小家。家里一下子有了二十四亩上好的土地，另外离家五里路外七号地又分了近三十亩的下地，还有方圆五公里的两片草场，一个可用来养鱼的小泡子。
一下子分到了这么多生产资料，家里是急需劳动力的，村里人家没有几户人家的孩子是读书的，通常上个小学二年级后，能会简单的四则运算，能写上自己的名字，能分清男、女厕所就可以了，像我们家这样都读书的几乎就没有。那一年，二妹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学，二妹在小学一直就是前两名的好学生，父母在家商量，怎么办呢？这么多地需要人手，要不从这几个读书的孩子中拿下一个干活儿，让光辉下来干活儿，母亲不舍得，认为儿子必须多读书，否则一辈子就窝在农村了，能有什么出息呢？母亲说：让戈鲁下来吧！父亲说戈鲁从小就是个小书迷，那么喜欢读书，学习又这么好！不行！母亲说：总不能让二丫头儿春下来吧！她才刚刚满十二岁，也干不了什么！秋才八岁就更不能指望了！行了，算了，先这样吧！孩子们还是先读书，我们累些吧，不行就把七号地那三十亩地让她三叔种吧！他家孩子都不读书了。就在父母坐在屋里商议时，二妹春从外边玩回来，站在厨房里偷听到了，然后，推门进屋说：妈，我不念了，我干活去。说完拿起铁锹就到东门外的自家地里去平整土地去了。
就这样，春十二岁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春聪明，农活儿不用教，样样不学自通，又特别勤劳。春以一个小学五年级文化的履历，完成着男人都难以成就的事业，春做过小买卖，开过美容院，开过公司。在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