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是个单身的白人老头，我不清楚他的年纪，也不知道他是结过婚，还是未婚，只是通过他手臂上还有脸上的老年斑，判断他怎么也是过了不惑的年纪的人。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名字后面有个数字是54，我猜他不是五十有四也是五四年生人。无论是哪一样，他的精气神看上去都使他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将近十岁。Rob是我的英文老师，他真正的工作是个办公室职员，每个周六到我家来教我两个小时的英文。第一次见他的时候，Rob作自我介绍，说他是个孤儿，生父是德国人，生母是俄罗斯人，养父母是西班牙裔，他长在温哥华，年轻时在多伦多工作，当过厨师，还说他喜欢做饭，但是不喜欢作厨师，因为厨师的工作太辛苦和枯燥，现在是个职员……我当时只是一味的怀疑自己的听力，因为Rob说的一切不是我习惯上常听到的开场白，我想，他告诉我的，都不是他认为的隐私。
每个星期六，Rob都会在九点二十左右到我家，尽管约好的是九点钟。周末早起，对于周五已经做过彻底放松的人士在是个不大不小的折磨，所以微微的迟到，使我们双方都得到一个缓冲。这个周六，早上七点，电话铃声突然大作，老公去接的电话，回来边往床上俯冲，边告诉我：“睡吧，Rob今天不会来了。”我随着这话，立刻昏睡过去。再次醒来，太阳已经照山腰了。“Rob说什么？”我问老公。
“他说他今天太忙了，要练习冬不拉，可不可以把课改到明天。”
对啦，冬不拉，从这个雨季快结束的时候，Rob一直在一个俄罗斯社区中心学习弹奏冬不拉，听说夏天有个音乐会要举行，他大概在临阵磨枪吧。虽然我常私下里叫Rob老光棍儿，但是我知道这个老光棍儿生活得一点也不单调，周六当义工，周日去学习画水彩画，周三练瑜伽，这不，每周一又开始去学冬不拉。我告诉他，中国也有这个乐器，名字都一样的叫法，Rob听了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嗨，很多白人是不太了解别的国家的，即使自己国家的历史也是糊里糊涂，报纸上说加拿大有超过七成的白人不知道加拿大的元首是哪一头。
中午，Rob又打来电话，问我们愿不愿明天去参加他们乐团的音乐会。我们欣然接受邀约。
第二天，我穿了一条深蓝色牛仔背带裤，和珍珠白的高领衫，还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孔雀蓝的薄披肩，上面用银丝线绣着梅花。这条披肩是专门为音乐会加上的，北美的人们穿着很随便，舒服为主，往往加一个胸针或者围巾、帽子什么的，就算比较重视的装扮了。出门的时候，我还在考虑，五月天里扎着围巾是不是太热了，等到了车站，我看见有个上了年纪的短发女士，也在脖子上系了一条麻质的湖蓝色的围巾，向后系的，前面看上去松松的像个垂领，带子飘在后面。看，围巾是最简单又出效果的装饰。
音乐会在身处闹市的俄罗斯社区中心举行，小小的门脸，很容易错过，里面就是个小型的礼堂，门口竟然有人在卖票和CD，我们只报上Rob的名字就行，他为我们留了票。走进去，一边竟然有个小厨房，卖些蛋糕甜品咖啡什么的，很多的小朋友在座位两侧跑来跑去，大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交谈着，不同的是周围人人都在讲俄语。我和老公两个黄种人显得很突出，他们倒是很高兴我们这样的外人来参加他们的音乐会，有视线相遇的时候，来人都会微微点一下头以示问候。演出开始了，主持人兼指挥用英文俄文介绍着今天的曲目，我仔细一个个端详着她背后的演奏人员，因为都穿着红色的俄罗斯传统服饰，加上个个都是顶着个肥胖的大肚子，找到Rob还真不容易。他原来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一看到他拿琴的姿势，我就想起了有滥竽充数这回事，别人都是把琴抱在怀里，Rob同志是让琴睡在大腿上，演奏的时候，时而看自己的谱，时而看别人的谱，但是因为坐在前排还是有几个人冬不拉弹得很像样的，所以我们听得很入迷，竟然还听到了熟悉的《喀秋莎》。有个小朋友，大概不到一岁的样子，晃晃悠悠地站在观众席后面的空地上，演出一到间隙，他就不满意地咦啊啊地哭起来，等音乐一响，马上就停止，反反复复，每到间隙，大家就集体回头，听他的“牢骚”，忍俊不止。
中场休息，Rob退下场来，他把他的朋友们叫到一起来，天哪，整整坐了两排，不知道门票都卖给谁了。又碰上了车站见到的那个带着湖蓝色围巾的女士，她原来也是Rob的朋友。看上去，人人都知道我是Rob的学生，和我说话都是一字一顿的，我说我很喜欢这场轻松的音乐会，很多歌曲我以前在中国听过。他们很惊讶，一来我可以说整句的英文，二来我竟然熟悉这些音乐。我对Rob说，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吃吃地笑，说有些段落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弹，他才学了三个月而已。Rob得到了我们对音乐会的肯定后，高兴得说太棒了，瞧，这次英文课很有趣，是不是。
音乐会结束后，我们乘公共汽车离开，在车上，看见路边Rob和那个女士站在一家餐厅门口正在看菜单。我猜，那是Rob的女朋友吧，那条湖蓝色的围巾该是为Rob系的喽。
策马扬鞭
温哥华的公共交通系统很方便，即使不用开车，也可以走遍很多地方，而且无论白天黑夜。我也实在不愿意开车，坐车多舒服，怎么神游都没有危险，何况对于我这种严重不分左右的人。
相比较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它的驾驶资格管理系统是很繁琐的。笔试通过满一年，才有资格去参加路考，然后才能取得真正可以独立驾驶的资格，但是在笔试通过两年内，没能通过路考，那么笔试成绩就要作废。我的笔试成绩作废在际，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我的笔试可是考了两次才通过，感觉跟考阅读理解似的，第二次去考试，我进去的时候，旁边的印度老哥就在捋着胡子东张西望，等我都考完了，他还在那里捋胡子。说什么，我都得努力延续这两次笔试的结果的寿命啊。
有很多人是回中国学了车，再回到温哥华来考试。我想我若是在教练场学出来了，未必敢开车上马路，于是就地找了个教练。这个欧先生，是早期的香港移民，今年六十有三，但是精神矍铄，脸盘像连战，眉毛像钟馗，身材高大，脾气温和，至少没有像传说中的教练那样的骂人。我住的地方在市中心，正在修路，欧先生觉着路上堵车，太耽误时间，都是约我在温哥华西区的考场见面。所谓的考场，不过是以驾驶资格考试办公室为中心的辐射开的一带，我常想这周边的居民可得烦死了，一出门就能碰上无数的新手在路上练车，像我这样的新手，通常在车后会挂个L的红牌子，表示正在学车，是learning的级别。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看到别的车看到我的大红牌，都是避让三分的，知道我这种新手容易走谱。话说回来，我乘公交车到考场，常常迟到，或者有时欧先生早到了，他总是坐在对面的公交车站的凳子上等我，双手扶在膝盖上，双腿劈成个八字，看见我从车上下来，站起来就往车位走，端着个肩膀，圆摆衬衫晃里晃荡，下面肥肥的运动裤，脚踩一双高帮的白色运动鞋，八字脚慢慢的踱着，我看着就觉着十分有趣，这不活脱一个钟馗嘛。
欧先生喜欢说我们温哥华是这样或者我们香港云云的，香港来的移民面对大陆来的新移民常有这样的优越性，或者说是主人翁精神吧。不过，我觉着他实在是像经过了大陆的应试教育，至少也是领略了其中的精髓。欧先生在他的车上作了很多标记，比如停车，可以参照车前窗上的白色不干胶，再比如，车身左后下方，贴了个黑色橡胶圈，倒车的时候，如果从反光镜里看到黑色橡胶圈到了马路牙边，再回轮就绝对不会蹭到路牙。对于新手，尤其对于女新手，尤其尤其对于逻辑思维迟钝的女新手，太需要这样量化了的训练了。每次练车，开始欧先生总是抓住我的小错不放，质问“怎么回事，你今天脑子在想什么？”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有条教规是过路口或者拐弯的时候，司机要有shoulder check；就是夸张的左右看。我第一次坐别人车的时候，还老纳闷司机老回头找什么呢，就是要夸张到这个地步。但我是新手，要把看到的路况反应成学到经验需要个过程，有时，我看了左边，再扭向右边的时候，欧先生已经早扭到右边去了，然后就听到他的责怪“咦，怎么搞得，看了左边不看右边，你要吓死欧先生了，哎。。。。。。”我一听到这港式的“咦”、“哎”的长音，就想一定要赶紧完成课程，还要一次通过路考，仿佛再不能忍受这样的声音。但是每次学车结束，欧先生又会总结道：“不错，今天你很不错，欧先生很满意。”，让我心情愉快的回家。
考试临近，我问欧先生，我通过考试吗，他反问我，为什么不行，试试看喽！现在想想，这大概是语言差异，如果这话用粤语讲，大概就是“没问题”的感情语句了。我广州的那个朋友一直坚持不懈地建议我试着看看粤语版的《大话西游》，据说境界更高。考试的前一晚上，我忽然觉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了，身边的朋友还没有一次就通过的呢，听说有人考了八次才通过，我的妈呀，一想到这些，我的浑身的汗毛孔都以不同的节奏收缩或者扩张着。这感觉上次出现好像是高考的时候，记着试卷拿到手里的时候，浑身直发抖。可再一仔细想，那是兴奋的状态啊，我不是出色的完成了高考吗，大概许久没有经过考试，分不清兴奋和紧张了。再说，高考是一锤子买卖，路考没通过，我还可以再去考，而且可以无数次的考。想到这里，我忽然觉着怎么也得争取一次过了，不能老这么给欧先生和考试中心送钱不是，这两个月，钱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