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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塑造人的方式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存在塑造理想人格的文化指向，但东西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指向不同：西方是在上帝和人类构成的世界中，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中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情境下人世家园中的理想人格。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塑造，是“与自然和谐”观照下的人性塑造；是面向群体的人性教化，利于管理；具有人性内在契合、圆通的特点；它不是灵与肉的对立，是需要、理性、情感、信仰的适当发展和融通，具有未来导向、人性引领特点。在适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塑造人、造就人的方式，或许是兼顾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意义上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3。4制度特征（1）
宗法等级制度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就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50＇。
宗法制度，规定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重家族本位。宗法制度中强调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维系宗族利益的严密宗法观念下，个体被包围在家族群体之中。因此，个体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即所谓的“人道亲亲”。在这种对宗族关系极为重视的传统观念作用下，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个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到宗族的联系缜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儒家伦理的改造，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儒家思想中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理想社会景象。
宗法制度突出父家长的家族核心的地位。随着父系血缘的确立，父权统治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征。在宗法家族中，父家长高居全体成员之上，是一家之长、家族的核心，掌握着治家的权力，对整个家族进行支配。父家长统治下，“讲孝道，重权威”，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进一步将其道德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孝”成为封建宗法家族中最根本的礼法，并靠它来维护父权在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而宗法家族中的个体只能服从和依赖宗法群体的权威性。
身份与角色
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组织本身就体现“尊尊，亲亲”的家族特征，其组织天然附着权威、等级，对制度约束的个体首先要求的是这套道德标准，即作为“家族”组织中的一员，要首先明白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责任和义务。其次，才是自己在组织中所从事工作的职能要求。中国传统管理在组织制度上，也就表现出道德与职能要求相融合的特征，通常对道德的要求更是重于职能要求，如在招人、选人过程中，德才兼备而德为先。
传统组织中的个人首先要遵从家族等级、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管理者一贯强调自身修养，强调正己正人、内圣外王。而被管理者也要注重内在修养、内在教化，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这样，传统管理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促使个人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按照道德约束来形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组织的各种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传统管理制度强调的是自律。
传统管理强调管理者的“修己安人”，强调个人的“克己复礼”。“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自律与和谐的管理方法。“修己”即管理者要按照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自觉地约束自己，自己成为道德表率，靠“言传和身教”、借有形的教育和无形的感化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上“安人”的目的。老子曰“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能够放弃自身的、眼前的利益和局部利益，才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强调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按照“克己复礼”的自律原则，个人要通过克制自身的欲望来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状态。
3。4制度特征（2）
传统管理希望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律，来实现组织存续的目标。以自律的管理逻辑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管理境界。
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仅仅依靠外在的规范、条例、程序、标准约束人的行为，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它可以从外部借助于激励的压力迫使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要使外在的要求变成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使个体不仅迫于压力，而且从心理上、观念上认同管理上的要求，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正人必先正己”，在严格执行管理制度、规范的同时，管理者能做道德规范的表率，能着眼于全局、未来的“私”，抑制、约束个人的“私”，创造人人自觉自愿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氛围，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靠着这样的管理方式，人们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身利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下利益，达到了许多靠纯粹外在规范力量难以达到的目标。
个人行为规范
传统家族组织内对人的行为规范要求，我们可以抽象为“克己复礼”。
“礼”主要是指周礼。简单地说，周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礼，周礼是在家族组织和血缘关系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体系，是以尊卑长幼、上下等级为核心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揭示了“礼”的规范下的社会结构和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克己”，要求从自己出发，通过对个人思想、观念、行为的约束，以达到“礼”的要求。克己就是修身，使自身加以克服于礼。
传统家族组织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人的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更不会过分强调与表露自我。
依据血缘关系和差序格局，一个人从自身出发，推演出围绕自己展开的关系结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既有纵向的等级权利关系，也有横向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下来。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也就是个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的要求，达到身份的要求。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身份的决定性导致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个人依赖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和荣辱都与组织的发展存续息息相关。个人会掩盖个性，以尊重、维护家族的伦常结构。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等级序列对个人的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待上级强调“忠”和“孝”。关于“孝”，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这样阐述：“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揭示出“孝”是对一个人内心来说各种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的开始，由“孝”才能推出对国和天下的责任。同时，“孝”也是维护家族组织存续的基础，由于“孝”，人们拒绝流动，使家族组织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得以强化。而“忠”被看成是“孝”的延续，是把“孝”置于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表现。“忠”“孝”是内在一致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4制度特征（3）
其二，对待下级讲究“德”、“正”、“信”。处于等级次序中高一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