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球报》的官司胜诉。
现在回忆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戏剧性情节时，我都怀疑当年的足协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扑灭杭州燃起的扫黑大火；另一个战场是，他们怂恿或唆使上海中远状告《球报》，以达到敲山震虎、围魏救赵的目的。
事实上，中远状告媒体的胜利，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
闻听这个消息后，几名不时被媒体点名，或已进入宋卫平涉黑名单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
大意是：这是法制社会，如果你们再不负责任地说话、报道，你们将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人们疲惫了，麻木了，悲观了，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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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捏造的忏悔信？
只是，在任何一件引起公众瞩目的社会事件中，如果某些足球管理部门不想视民意为粪土，最终都会找出一两只替罪羊宰杀，以达到息事宁人、天下太平的目的，从而也完成对法制社会最蹩脚的注解。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打假扫黑迎来了转机。
在2002年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四十一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2002年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002年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被视为最高检察院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过去那些传闻都没有法律意义，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放在陈培德办公室里的那四万元钱和一封忏悔信。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封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我现在写的这份材料，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一、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二、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地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他就是国际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九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三十七万元。2003年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十年。
同时，足协也作出了惩罚规定，对六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六人从事足球活动。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仅入狱17个月的龚建平走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幅挽联，上联：人垂泪天降雨旷世奇案皆知晓，下联：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早成仙，横批：天人共悲。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说当初龚建平案“旷世奇冤”只是他亲朋们主观判定的话，现在，那幅挽联流露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接受。
自发给他送行的球迷有五六百人，人们为他送上鲜花，洒下泪水。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龚建平这个“黑哨”的情感不能用恨来表达了，人们开始宽容他的罪行、理解他的情感，甚至钦佩他当年敢于站出来的勇气……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足坛亦然！
在2004年7月13日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龚建平当年的辩护律师王冰还在沉默。可随后，他以一个律师的责任意识，不想再三缄其口了。面对记者，他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龚建平那封忏悔信是假的！
王冰说：“所谓的忏悔信是不存在的！我第一次会见龚建平时他就对我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忏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伪造出来的。龚建平已经招供了，关于赃款等情况都没有隐瞒，所以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我相信他这句话。”
那么，是谁捏造了这封忏悔信？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杭州的宋卫平知道！
第十一章？“渝沈之战”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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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演员合作（1）
在做足球记者的生涯里，经历过无数次采访，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那就是两次被人在体育场里扯起巨幅标语辱骂：第一次是1998年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另一次是2005年在深圳的中超赛场上。
当时，沈阳海狮队的那场甲A赛事正准备开球，忽然南看台扯出一幅二三十米长的标语，上写：铲除“文字汉奸”郝××……敏感的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对着标语一阵猛拍时，值勤警察也行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侮辱人格的标语，及时喝令看台上的人把它收了起来。
从这幅标语，足可看出我当年和沈阳海狮俱乐部的紧张关系。
沈阳海狮俱乐部老总章健是个生意人，在北京开过一家很有名的广告公司，公司因为代理当年金杯的广告而生意兴隆。记得1995年初我采访当时金杯的高管苏强时，他隐约透露要搞一支足球队。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他们正和沈阳市体育局密切接触，要接手沈阳足球队。
苏强那时很年轻，但他已是金融投资领域里的奇才。我记得那时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而衬衣袖口处绣着“苏强”二字。这一细节足见他的生活品质，而这种生活品质又来自于他拼搏出来的社会地位。
章健和苏强是朋友，所以苏强要请章健经营沈阳足球的消息，我第一个在辽沈媒体披露出来。
记得章健在沈阳海狮俱乐部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以他良好的口才和思辨能力，给辽沈媒体留下了良好印象。但在接下来他做海狮俱乐部总经理时，他的自负、刚愎自用以及偏执都暴露了出来。在他眼里，媒体不能说他的球队任何一个“不”字；可在媒体看来，沈阳队不是他的，而是沈阳人民的，客观报道是对球队的最大关爱。
矛盾产生了。我的几篇稿子得罪了他。章健开始行动了。
除了在赛场张贴辱骂我的标语，他还上演了一幕震惊足坛的“驱记事件”。
1999年4月29日，沈阳海狮主场对青岛海牛的比赛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当时，我在办公室里忽然接到王宏的电话。
他说：“出事了！我被章健撵出来了。”
“为什么撵你？”
“他说我们《辽沈晚报》总批评他们球队，他们不欢迎我们采访。”
“你有采访证，你马上进去，警察不会撵你。如果章健再驱逐你，你就和他干，打得越凶越好，哪怕头破血流……”
我的想法是，既然章健如此无理，我们只能把事情闹大。但随后我又一想，如果王宏再闯进去，他没有与章健发生激烈冲突，并能顺利观看比赛的话，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马上给他电话：“你别进去了！马上回报社，我们不采访了！你只有回来，才造成了他驱逐你这一事实的存在。你回来吧，我们商量怎么报道这一事件。”
事情就这样被我鼓捣大了。
第二天，《辽沈晚报》用两个篇幅报道了“驱记”事件。其中，除了王宏描述驱记经过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法律专家解读这一事件，同时，辽宁省体育记协严正抗议书也刊登了出来。
《辽沈晚报》还要求章健为此事道歉。
章健导演的“驱记事件”一下子成了全国热点话题。
炮火中的章健有点儿招架不住了。他不时给沈阳其他媒体打电话，疏通关系，还找到当时的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让他找我们，表示要缓解关系。而我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公开给《辽沈晚报》道歉。
不与演员合作（2）
随后，我们的火力仍然瞄准他猛轰。记得当时我写的一篇文字让章健坐不住了，直接打电话找到了我。
“郝啊，啥时候我们坐下聊聊？你发在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