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从童话节的采访现场出来，在市民中心公交站台我遇上了一对母女，女儿抱着一把小提琴哭哭啼啼：“我不去香港，我就是不去香港。”母亲见我在看她们，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让她回香港练琴上课，她不喜欢去。”
孩子依旧哭闹着：“我本来在园岭小学上得好好的，为什么让我转学？”母亲笑了笑解释：“因为我们是香港人，为了方便她升中学，于是早点将她转学了。”听到这句话，女儿故意将鼻涕蹭到了母亲的衣服上，“不，你不是香港人，你是西安人。”刹那间，母亲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学琴环境，为了让孩子受到自己认为好的教育，家长不惜将小孩从深圳转学到香港，纵使孩子是千般万般的不乐意，每次回深圳后都不想去香港，纵使孩子并不喜欢学琴。天知道全国有多少小孩的童年都是这样被父母破坏，在别的孩子幸福地玩耍时却被家长逼迫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郎朗来到了深圳举办新年音乐会，音乐会头一晚郎朗给100名深圳小琴童在音乐厅上了一堂公益钢琴课。元旦逛书城时，无意中看到一张帅气的封面，黑色的外套与白色的衬衣相得益彰，也与钢琴键盘的颜色相符：《郎朗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为了弥补未能现场听郎朗音乐会的遗憾，头一次买了本帅哥的自传。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父亲郎国任的执著成就了郎朗的今天，但同时也剥夺了郎朗儿时的许多快乐。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朗国任还曾逼郎朗自杀。幼年的朗朗不到两岁时就开始接触钢琴，童年几乎都与钢琴相伴，只要他做些顽皮的事情，就会受到父亲的责罚。为了让儿子学琴，郎国任还辞职带儿子到北京求学，向亲朋好友借钱带儿子去考试。
郎朗与父亲有时因为练琴发生冲突，一次郎国任误会朗朗贪玩，没有准时学钢琴，便歇斯底里吼叫道：“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还不练琴，你还不照我说的去做。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郎国任随后拿起一个药瓶让郎朗全部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父亲的话语给了郎朗很大的伤害，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郎朗心里的伤口都难以愈合。虽然父母对孩子肯定是真心的，但望子成龙的迫切会给孩子带来不完美的童年，并让他有一生的遗憾。
（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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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肾
2005年11月30日中午，“根本社区网”的CEO小娄及总编辑八分斋请我们报社的社区记者吃饭。
席间，美女记者陈祺聊到她前天采访王石，神采飞扬。
可以看出，陈祺是崇拜王石的。她说，她看到王石热了，*服了。王石脱下了深蓝色的粗布外套放在腿上。粗布外套的牌子标签不认识。质地很差，皱巴巴的。蓝白相间的衬衣比较平坦，但衣领已经发黄并且破损，裤子是那种土得掉渣的蓝色牛仔裤，袜子很像她小时候穿的2元5毛一双的非棉质袜，而鞋子也很丑陋。手表，是一个完全掉色的手表，让人感觉是垃圾堆里掩埋了很久的破烂。
陈祺说，王石有其超人魅力一面，而且这种魅力是无可阻挡，必然会被世人知晓，被大部分人崇拜，被部分人膜拜的。他说话语气坚毅，吐词清晰，面带微笑，用词恰当，思维连贯有激情，照顾到每一位记者，普通话标准……
一向八卦的女记刘半仙突然问道：王石身体怎么样？
我知道，这话问得寓意深远。
陈祺答，我觉得王石的肾有问题。
陈祺的回答是有原因的。王石接受采访的3个小时里，他不停喝茶，估计喝了10多杯。其他人基本都上了厕所，还有人去了两三次，并且这些人喝的茶远少于王石。但是王石却坐得一动不动。于是，很多八卦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怀疑王石的肾有问题。
我们桌上，有一个孕妇。她听完陈祺的讲述后，替王石愤愤不平：谁说王石肾不好？肾亏的人才总去厕所。
（陈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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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2009年12月8日下午，在南山区西丽街道珠光村一所简陋的农民房里，钟家泉和他的多名工友坐在地上，身边摆放着数十张各类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胸片。他们接过了耒阳籍老乡的接力棒，成为又一批为矽肺职业病鉴定奔波呐喊的农民工。在摄影同事的要求下，他们一个个*着上身挨个拍照记录，曾经坚挺的胸膛变得瘦弱不堪。
采访间隙，将一包烟拆开分发给他们时，却全部被婉拒。钟家泉指着自己发黄的牙齿说，有着15年烟龄的他，因为尘肺，如今已经基本戒掉。爬个楼梯都会喘气，晚上睡觉不断咳嗽。半月前曾因为急性支气管炎，在医院挂水多天，深知那种三更盼着等天明的夜，是多么的难熬。
怎么样（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在几日的采访过程中，调查了解的全部几乎可以用这么三个词概括。从职业病防治院，到卫生部门，再到劳动部门，诚然各自都有难处和苦衷，但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公认的回答：“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句不可能被否认的废话，就像“这都是制度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一样，正在成为一个解释原因的理由，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
难，都难。《职业病防治法》白纸黑字，职业病防治院不可能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擅自检查。深圳建筑工地多如牛毛，卫生监督所就算24小时轮轴转也查不过来。建筑农民工签合同率极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监察要查得滴水不漏，无异于以一己之力对抗数十年的“潜规则”。更难的，自然是这些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卖命十余年，却得如今下场。在采访车上，钟家泉一路上指着窗外大大小小的楼盘说，这是我盖的，那是我盖的。但现实却是，没有一家工地愿为他证明工作关系。就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怒吼着“我为他们证明”一样，让人分外觉得世情冷暖，世态炎凉。
耒阳的走了，张家界的又来了。当时历史背景和法制环境积累的弊病，在今天得以凸显，城市发展的代价竟需要他们个人来承担。集体要求做矽肺职业病鉴定并索赔的这批149名农民工，结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悄然回家。历史遗留问题总要解决，因为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采访中，一名同行问我如何看待问题产生的原因。我竟然也叹了口气，不禁说了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郭启明）
他们为何说起性话题来不脸红
2009年7月，采写《深圳90后的性与暴力》时，我遇到了一群深圳90后。初时，他们安静地坐在酒吧里，只喝饮料，寡言少语，与酒吧的氛围格格不入，都是乖乖牌，但当我把“性与暴力”这个问题抛出去以后，所获回应之热烈远远超乎想象。
这是一群单纯的孩子，陌生人只要表露出足够的诚恳就能获得他们同样坦率的回应；这也是一群对性的认知度远远超出家长想象的孩子，家长们羞于启齿的生理信息早被孩子们多年前经由网络、小说等各种渠道一一攻克。对于性话题，他们心照不宣，在家长面前避而不谈。
不谈是因为常常不被理解，因为家长刻意将性标注成带电的樊篱、禁忌的话题，一触碰必有强烈反弹。受访一学生称因看A片被家长狂抽80多个耳光，现在终于遇到可以交谈的成人（记者），发现同龄人外还有一个成人群体愿意与之交流时，孩子们敞开心扉掏心掏肺也就可以理解了。采访结束后，孩子们对这场交流的评价是，“有趣！从来没有大人会跟我们谈性方面的话题”。对此，我们是不是该反省一下？孩子与我们平等交流的机会，是不是太少了？
而戏剧性的后续是，受访学生子路的妈妈致电记者，见报当天，她的手机都被打爆了。亲朋好友都问：你家子路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专题上？子路一向乖巧优秀啊！子路妈妈也颇焦虑，认为将女儿的图片放得太大太清晰，今后就业，用人单位发现子路的照片与“深圳90后的性与暴力”这一标题存在关联，会造成不良影响。
谈论性、暴力话题的孩子就不是好孩子吗？事实上，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90后，全都品学兼优、多才多艺，其中不乏中考成绩698分的尖子生，还有留学海外的模范生。为什么不少60后、70后保守派会将性话题与坏孩子画等号？性是健康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地妖魔化了它，才使得它有了太多负面色彩。家长认为对孩子不谈性是一种保护，其实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坦然地谈论、尊重孩子的观点、与他们平等交流才是更与时俱进的保护手段。所以，对待90后，我们也需要一次认知和判断上的刷新。
但很多成人要说，明明才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说起性话题来不脸红？我们当年递个小纸条都有犯罪感。但是，成人有没有按照20年前的生活方式要求自己？如果是，那大家应该砸掉电脑、关掉手机、扔掉汽车，再来要求现在的90后谈性色变，好吗？要知道，在当下的环境下，好孩子不是对性充满无知，而是能够健康阳光地看待性问题。
不过，要改变保守人士的观点确实是个浩瀚工程，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所以，我们对于子路妈妈的担忧，表示充分的理解。在此必须为这位忧虑的妈妈做个澄清：子路所讲述的均是自己对性的认知和听说的案例，绝非案例中的主人公。事实上，这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