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西乡隆盛则是这些理论的执行者，“明治精英”们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
吉田茂后来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评价明治诸人时称：“他们具有双重能力，一点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机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观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定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
吉田茂举了大久保利通的例子，位列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明治初年出访欧洲，看到了欧洲的工厂、道路、铁路，赞叹不已。回国的大久保利通作出了引退的决定。他说：“像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了，也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便唯有引退了。”
引退之后的大久保利通全力以赴扶植日本的民族产业，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能作的最大贡献。
此时，李鸿章为了劝说那时的人们接受铁路，甚至将小火车送呈给了慈禧太后，当然也就创造了“马拉火车”这一近代史上最奇特的笑话。但在那时，却是李氏曲线救国的最佳方案，正是凭借讨得老女人的欢心，中国的铁轨才得以开始缓慢延伸。
与中国的政坛精英们颇为不同的是，明治时代的政治人物对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判断。极少有像李鸿章一样，陷入政坛各种派系之攻讦中，在维持大局的同时，还要自保。
日本同样有“开港论”与“攘夷论”的争论，当高杉晋作正在率奇兵队与四国联合舰队开战的时候，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立刻返回长州，劝说高杉晋作停止盲目攘夷，“由于进行这样无把握的暴战，恐怕要有连续失败的后果，如果不迅速废除幕府，还政于朝廷，在谋求我国统一的同时，打破攘夷的谬见而执行开国的方针，则一定没有希望维持国家的前途。”
此时，李鸿章还在劝说更多的同僚接受洋务运动。
托马斯·麦格劳认为，在明治维新所有的变法措施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规模向外国学习的努力。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里，日本加速引进西方的体制，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国人来到日本，传授西式的组织、管理和生产方式。明治政府把开支的2％用于雇用外国专家。日本还花了大笔的钱，向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派遣留学生。大批政府要人访问西方，从英国引入了邮政系统和海军建设，从法国引进了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从美国引进了小学系统和国家银行系统，向德国效仿陆军的发展……日本人把他们素来具备的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05年制作了大型记录片《明治维新》，重新回头去解读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变化，一所明治维新时期的小学，一些明治维新时期的建筑，还有数万份来自民间普通百姓及上层精英提交的建白书（我们所言之建议书）。他们将明治维新的成功归结为四个原因，一是教育，二是模仿与创新，三是农民与税收，四是民意。
1884年，距甲午海战爆发还有10年，明治政府发表了10年经济发展计划，长达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之一。在这一年，清朝陷入中法战争之中，耗银3000万两，战胜而求和。
清国在这一刻已经成为日本的标靶，此后10年日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积蓄力量，他们要用战争来证明自己，旁边这个曾经的老大帝国是最好的练习目标。
丙 恭亲王与总理衙门（1）
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回到那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代，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
1860年，32岁的英国人巴夏礼志得意满地前往北京，他的身后是一支两万人的英法联军，他的身份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
此时，距巴夏礼第一次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19年，当年那个穷困的英国小子，因为在澳门学会了中文，从此得以步步高升。他从未来过北京，但在那些描述京都繁华的书籍中，他不止一次地梦想过那个富丽堂皇之地。
当然，巴夏礼的想法几乎可以代表身后两万多英法联军，法国史学家弗勒里在描述英法联军的侵略之举时，似乎更愿意把此行视为一趟传奇之旅：“他们历时近半年，远行6000来法里，来到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帝国，大胆深入欧洲人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虽然遭遇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处境，终于来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财富和珠宝面前，最后，伴着鼓乐声，步入拥有200余万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的、被历史赋予了无数梦想、幻想和幻景的北京！
战争似乎已接近尾声，因为清国的主政者面对大军压境时选择了和谈。
巴夏礼，这个英军专使的秘书，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主角。1860年9月14日，清朝派出的谈判大臣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但三天之后，巴夏礼却提出英国使臣向清帝面交国书的要求。
在西方世界，这是通行的外交礼仪。但在中国的大臣们看来，这纯属无礼要求。这一事情的纠缠一度又演绎出“见面跪与不跪”的问题。相持不下之中，清朝大臣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擒贼必先擒王，咸丰皇帝亲自拍板，于是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本已停滞的行动，因此次突发异变而加速起来。10日间便进入北京，对圆明园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抢劫。
28岁的奕䜣
登场亮相，这位皇帝的亲弟弟，此前因为在继承皇位问题上与现任皇帝咸丰有过争夺，是以一直被闲置。英法联军步步紧逼之时，咸丰皇帝作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临走时终于任命奕
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爱新觉罗·奕䜣
由其生父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当时人称“六王爷”，接手外交事务时并无任何经验可谈。他亦认为巴夏礼奇货可居，试图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不仅为其承办肴馔，更有重礼相赠。
巴夏礼曾经写书给英法联军统帅称：“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
事已至此，奕䜣虽领命全权处理此事，仍需要快马加鞭将和谈进展送给热河的咸丰。惊慌失措，上下不一之中，官员们竟将巴夏礼一行人员放行。当初扣得无理，现在放得荒唐。放回去的人质中，英人26名，死伤各半；法人13名，7死6伤。《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被大卸八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丙 恭亲王与总理衙门（2）
一方面是为了掩盖抢劫圆明园的罪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清朝当政者一个教训，英法联军的报复行动随即展开，此时还不忘发表一篇冠冕堂皇的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圆明园大火烧起，历时三日，北京城西北角黑烟遮天。
巴夏礼的书信没有起到应有之用，但却刺激了主事者奕。巴夏礼最终写信虽以中文书写；但在旁边有英文字数行。当时朝中无人识此英文；不知所写何意。听说天津有一广东人黄惠廉识得英文；奕乃扎饬调京。经黄辨识；几行英文只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区区数行“夷字”；因朝中无人识别；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了战和大局。
在和巴夏礼的交谈中，奕深感不通外文之苦。于是遂有建议设立外交机构之念，于是上书咸丰，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
正在热河避暑山庄避难的咸丰皇帝将该奏折批交议政王大臣讨论，并于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在关于设立总理衙门的谕旨中，咸丰帝指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衙门事务，由礼部颁给钦命关防，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1861年3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
英国学者芮玛丽将之视为“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
从筹备人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在内忧外患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整个筹建过程体现了简朴与高效。在向皇帝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奏折中写到，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司堂等，其大门是旧式住宅结构，如不改成衙门形式，外国人往来会晤，形象不够壮观，且有失尊严。除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因陋就简稍做整理，较各衙门旧例大为裁减。据记载，衙署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院内门窗全是自己动手糊饰，这里的办事效率超过当时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
总理衙门因外国人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