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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到枪声四起，接着就是一片通红的火光冲天，不久得知北京驻军因反对“袁保宫”离开北京而华变了。专使们听到这个惊人的报告，就急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
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陸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引起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发生误会”的说法，来阻止南军北上。
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8日，曾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掏诚悃，誓告同胞。”
在这时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中，黎被称为“忠厚者”和“稳定派”，并且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第三者的地位。但这个“忠厚者”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在8月15日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这是袁黎在政治阴谋血案的开始。
张振武、方维被杀后，袁世凯又设一套计划，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关系。
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中山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孙中山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于8月24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10天。
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到前门外迎接孙，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孙中山到北京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作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外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互相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列等所组织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锤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的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关系。
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个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责任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教仁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驰名的政论家，经常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同时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这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与同盟会合并。在孙中山到北京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打下了基础，只等孙中山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中山到北京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发表了组织###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九人为理事，并设参议三十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1912年底到1913年初，进行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占223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世凯感到失望。
1913年5月11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进步党推出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
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兴北来，在致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并且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来，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孙中山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弊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都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天，孙表示愿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声“大总统万岁”。
9月9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受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
9月20日，袁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由于黄兴尽力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袁就放出空气来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
内阁问题解决，下一步骤就是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了。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来。袁打电报把他和孙黄二人会谈经过告诉他，并且请他列名于四巨头的共同宣言。9月25日，袁通电宣布：“与孙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条文于下：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陸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各国家承认之根本。
四巨头会议仅仅是袁、孙、黄三个人在宴会后进行漫谈，既未经过讨论和争论，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问题得出一个共同意见来。这个内政大纲是袁所草似的。条文抽象不具体，有些竟是空洞无物的东面。袁发表这个宣言不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孙、黄、黎三个大人物列名粉饰中国“统一”与他们“合作”关系外，还从这个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权抓在他的手里的保证。
1913年春天，孙中山到日本去了，国民党推宋教仁代理该党理事长。他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当他在北京的时候，袁借口帮助他的政治活动费送给他一本支票簿，隔了几天，他把支票簿退回给袁。袁又直接间接向他表示，只要他不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就一定给他担任内阁总理。宋不作任何回答。对于这样一个收卖不了的硬汉子，袁是十分憎恶的。
宋不但是袁的政敌，同时又是赵秉钧的政敌。赵原来是河南临汝县的一家“书香人家”的书童。由善于逢迎巴结，在结识袁世凯之后得到不断提拔，由同知、巡警道爬到民政部侍郎和尚书，在民国时代又爬到总长和国务总理。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到北京，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到上海北站送行。宋的一脚刚刚踏进车门，突然有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腰，凶手就往人丛中溜走，随即逃脱了。
他的朋友慌忙扶着他上汽车，送到就近沪宁铁路医院医治。当晚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伤势十分严重。这位32岁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宋死后，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先生服丧”。25日孙中山由东京赶回上海来，亲自致词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