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政治社会其实是一种权重文化。之所以如此强调，乃在于这是一种以权力崇媚为表现方式，以真理为蒙蔽对象的，以帝皇为权力意志表现母体的政治文化形态。在历史的话语表达方面，这种社会意识会规避文化、民族、社会事件中的帝皇的不良的实质，而代之以下属官员，皇宫仆役等附属人员为话题中的责任对象。造成了事件事实的误导传播。从当时的情况下看是一种权媚策略，而从长久的历史上看则成为了文化语境上的症结。
但是事情的全部事实都在这里吗？显然不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这种错位的事件表达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有一点很重要。相比其它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是属于淡薄的那一类的，这对于中国的今后的世界化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但在历史中，这种意识是基于两方面形成的。其一是主流学术的淡漠，其二是国家的民间主体的缺失。这种情况下，如果产生政治地理危机，很有可能面临着举国无人的局面。由此，儒吏政治的从事者，民族公关的经营者以及特定时期形成的文化留种者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表现氛围。于是产生了汉奸的所指。从而激起对民族性认识的文化判定性。给人一种表现的历史评价机制。以此来对政治体内的人进行思维控制，形成对政治主体下的意识形态认同。
但是它的主体依然是皇权本位的文化思想，因为忠奸的本体对象都是皇帝。所以其实这一切的目的还是皇权本位的文化认识。
那么，岳飞墓前跪了赵构吗？
文化的发展需要克服文化认识与意识上的媚俗。那么文化的媚俗的克服是可能的吗？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在通俗的公共话语里没有皇权意识的社会了。而政治地理危机也更多的不以被控制的意识形态为表达的对象了。那么我们的权力本位的文化认识真的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理了。因为它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是否能够健康的走在世界发展之途的关键。
所以，还是把赵构的像跪在那一片墓碑之前吧？
——纯在方式 文本
中国人的“汉奸”精神学
中国人的“汉奸”精神学
——科方式
在中国的民俗文化语境里，汉奸与污吏是中国人的人格形态，并没有价值认识的约束，和民族认利益观念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做为同样可以荣华富贵的途径，并没有在中国人的原始认识里产生质的分别。所以污吏可以做的蔚然成风，汉奸也做的理直气壮。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现世的行为理念，比如很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从我们对历史考古学的运用就可以发现，被囚困在岳飞墓前的铁铸秦桧跪像的主要的历史定名身份是奸臣。而汉奸这一定名也是基于奸的意义解释，而奸之最大则是奸臣。奸臣是什么？背叛了一个人的天下的伦理法度。这个人就是皇帝。而这奸也只有对他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他才能使别人称臣。那么无疑的也可以说，从这种话语的表述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天下之失也无非是一个人的损失。为此人们可以去做汉奸，可以去卖国求荣。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因为都是一个人在流血。而那个人就是常常可以变更的皇帝。
在中国的民众意识话语里，忠是一种单向指向——愚忠，既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皇帝体制的忠，而不是对某个具体个人，对民族形态的忠。虽然其实这种忠臣的表现范式是一种虚置的，它会随着时事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在多数时候它还是具有它的表现世界的。因为它几乎总是基于下一个朝代的命题。于是也发生的那么多屡见不鲜的帝国的的难堪政事：一到国难，叛变、投诚等汉奸之士大行其道。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算不得难得的风景了。因为在政治的历时性之中一直都在上演。甚至主角都不用去记了，因为太多了。
其实一个重要之点在于中国并没有强大的哲学形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政治、社会的指导思想不提供情感价值认识。它只是一个理念的形式，在此理念之中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因为学术分身的现实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现实需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认识。儒家的规则的本质就是要达求人的自我方式塑造。它提出了行为于世界的规范和认识，至于一个人怎么行事那是无关规则本身的事。就此而言，它并不提供可靠的价值追求，比如君子、小人之分也只是一种假定的人格形态。因为它不要求人要对此表明什么，一切都在自为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做君子，也可以做小人。并没有什么人性的枷琐影响人的重大抉择。
那么由此而形成的实用主义的现实规则就是不难想像的事了。当既定的社会体系面临危机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社会建立在帝皇权力的无常上。那么个人选择就真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了，它剥离了情感基础，因为其实在帝皇社会中是没有强大的情感磁场的。帝皇的自私与无常常常造成社会的变幻，因为也是个人对自己的不确定。这种社会就是建立在相互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上的。因为皇帝可以随意的杀死任意的人。那么在非常的时段，社会的改变也许往往不用经过皇帝就已经各自独自选择了。因为相互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表现之上的。表现的本质是生存权力的可能，那么相互的关系如此只是生存者的关系的话。现实真的*的一无所有了。
伪忠思想是一种在儒家学术之上的另外的突兀的建构。因为在本质上都没有成功的人格之学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上也同样的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严肃精神宗教的结果。在中国的文化政治意识话语里，忠是一种单向指向——愚忠，既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皇帝的忠，而不是对民族形态的忠，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普遍的中国人，特别是经过经史教育的诗书之士和儒家弟子没有坚定的政治价值意识，而且没有人格情操的良好文化形态。因为他们缺少的是认定事物和原则的价值体系。从而也就导致了著名的汉奸形态得以在很多历史时期大行其道的关键所在。因为作为中国的社会及政治运作的儒家经典更多的是一种人格和行为的规范教条，而几乎不提供可以使人依赖的公共的情感价值，加这帝皇权力对政治形态之中人的扭曲。这一切就显得明显卓著了。愚忠要么能够成功，那么它就造就了一批铁杆奴才；要么失败，就像是众多的亡国现实一样。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在现实认识里，中国人从来不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事，而是把它当做朝延的事。朝延从定位上说是帝国的政治管理机构，但落到实际所属上则只有皇帝一家或一人，而再落实到从文化基础形态的文化定位上而言则国家无人。因为做为一个人的国家其实是没有形态的国家，因为没有共同而强大的国家责任担当实体和价值体系。所以这样的政治面对危机的时候更多时候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它不是任何人的。包括在法理上应该是皇帝的人其实在面临法理将被解构的现实之时也真的一无所有了。因为没有了基于他（皇帝）的架构体系，所以从危机开始时它也就几乎已经不能是皇帝了。而在对汉奸等一些形态之中的话语结构常常是一种虚置的形态。因为这一个话语的关键依然是奸臣、忠臣的定夺。那么它的指向还是国家所有者——皇帝。而和真正的国家基础的广大众人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也没有现实的利益联系。就此而言国家之失其实和广大的人之间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差别。即使后来者是别的种族，比如他是蒙古人、是女真人。只要他能够统治的好，那么一切都可以和以往一样。
中华文化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方式里有一个很难得的前提，那就是不对人做人种上的判别。中华传统文化只是承认种族之间的文化的高低，并且常常以此来做具体的对待方式的判断。而这也正符合中国的在的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大发展。现在的汉族之中有很多少数民族人的血液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大包容的追求。而这种认识对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断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直接使民族的罪名这一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里面临着不同的解读。甚至到最后可能消解了对确定人物的确定批判。
那么如此而来，其实很多时候汉奸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的发展的方式是如何的。
——纯在方式 文本
中国；请披上我的血衣
有那么一句话，是能够使人认同的。那是说：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这往往是在提醒现在的现实：历史，也许就是一个民族的重负。更何况，它已经是人类的枷锁。
政治形态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是在工业一体化的全球背景之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表面来看，国家的政治体制似乎运作正常，而且似乎还有自己的特技。但确切地说它是中华式帝皇中央专制集权的另一种全民性形态的表达，它更像是另一种向度的表现：祛除帝皇的却又不是空降的官僚体制。
直至现在，乃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它或许都是有效的，但国家是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这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必须从内部不断的顺应形势改变自己。康乾盛世的历史已经教训过国人，即使有历史重负也必须改善行政弊端，以使国是健康。
中国的历史灾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官僚主义。皇家集权压迫下的儒，吏的政治联姻造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治魔咒。政治弊端扎根在皇权政治以降的政治体制之中，官僚主义成为政治的十字架，成为中国政治，国是，社会的沉重负担。历届党派，政府都陷在它的阴谋里无以自拔。因为政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会是历史主义的最大背负。这似乎不是现在政治地错误。
以儒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