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间之外- 第30部分

　　生命就是一个主体者的过程。在此我想说明；在存在的世界里；如果主题者的本题不在了；那么一切都是不真诚的；不管它带来了什么；或者是不管它所能显示出何种的意义；它能促进如何的发展。

　　生命只有一次；于是我们不能充许以一个生命去昭示什么；去唤醒什么；而是从我们的真实的存在里去主动的要求什么；不用悲剧去对换我们存在的权力。

　　生命只有一次；即使是你；也是一样。

　　是为序

　　生命的权力

　　人是地球生命的高级存在形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同样具有真实的内容的是：人类是一个社会行为正在发展的物种。而且种种的迹象表明：人类的发展也是一个体现了弱肉强食的过程。我们用什么来认识这一切呢？

　　从文化的形态、社会的意识规程、政治制度的设定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权力机制的动作轮廓。而从具体的政治存在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力存在的直观的一面，既政治直接的世俗权力的角色定位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话语对社会行为的权力认识和规定。而正是这种权力构成了生命者的不同的，反差巨大的权力。而从窦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规则的动作方式和表达路径。

　　窦娥的身份决定了它是一个没有重大的权力保障的普通人，而这就相当于常常会受到生命威胁的食草动物。而后来的现实也正如这一猜测，窦娥的生命被轻易的左右，没有任何的反抗的余地，婉如被老虎猎食的小羊一样。因为她在人的政治社会之中没有什么权力，是平民，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而做为此故事中最有权力的县官，他却具有了超于一般人的权力，在存在的资本认识上就好似自然界中的狼，而人类的另一面却也在这一故事中的张子的行为认识中得到体现—他用金钱增加了自己的世俗的生存资本，虽然不是持续性的，但是在这一行为中却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最终影响到了生存境遇的转移，使得真正应该被吃掉的小羊最终成为了李代桃疆的事实，从而保障了自己的生命，使得生命的权力具有了差异性的提升。而更具有反讽意味的在于，最后窦父成功的为窦娥翻案，从而用权力的力量处死了生命的权力处于中下级的县官，这死去的人报了仇。

　　成为故事的原因在于它想要以此来警示人世的权力运作问题。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一意义到底放之于何处才有价值呢？

　　一个故事如果具有普世的响应效果，那么也将是在说明它对于现实生活的介入意义，而这也正是一些情景故事被创造的最大效用。但是这些故事却并不是在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一种观赏的情景而被认识的，于是事实往往是，很多情景故事的重要之处都是首先满足一种审美，而后才是一种选择性的现实设想。因为一个故事往往不是一个可以对位的现实角色。情景故事具有虚构性、被诉说性、被观赏性、他项性等。所以故事的不是现实的，不是自身的，虽然它可以创造出众多的情感理解。

　　依托于情感性，而最终使得故事只是为了满足情感的体验，一直都是情景故事存在的首要作用。也正是因此，事一直都是故事，而生活也是与人们的生活相关的世界。

　　故事，并不是因为如此，才成为另一个世界的。

　　存在的资本

　　公平是否是一种可能，这是所有的现实之中最令人感到难以认识的。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关于权力存在的公平性是否会是一种现实，这一直是值得玩味的。因为政治行为对生命的介入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基因式的影响。政治存在是人类社会的需要，正是这一需要，使得人的世界有了众多被解释的话题。因为实质的被认识中，政治就是一种架构的力量，这一规则影响到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体，而是政治体的相互关联性。由此而被认识的也是关于人的定位的复杂性。

　　以政治为基因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权力体现的社会，但是即使政治性不存在，人类也是不存在公平的权力关系的。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人做为其个体的差异性，另一个关键是人是其社会运作的被规定者，因为人必然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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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炮轰赵长青：中国，依然是百年前的中国
最近盛传的，关于对法学泰斗赵长青的指责之声充斥在各大网络。而且其中竟然有人认为赵长青是“替黑社会说情”，“比黑社会还黑”。这样的现实表达，似乎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正当的，因为重庆黑帮已经被认定是非法的了，而赵长青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为黑帮人物谋皮。　

　　而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中国传统的行法模式以及一些以晚清、民国时期为题材的，特别是香港的一些有关刑辩的电影。在这种属于传统的观念里，罪恶都是被事先认定的，而在这里面有著名的包拯下访陈州的故事，自然也有关于窦娥的故事。在这种认识里，不管是包拯的行为还是窦娥的现实。我们都已经假定某一方是正确的或者某一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是以什么为基础而这样说呢？自然，有些是以主观的判定，有些是以别人的判断。　

　　比如说关于包拯的事迹，从这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和话语方式认为包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以国舅的一些具体的恶迹来表现的。比如说当地的贫瘠，民众的流离，而且重要的是还有“上访”。这些现实共同构成了关于国舅有罪的现实。而且经过情感性的判断和查访，这些得到了语言上的确认。最后，经过最高权力者的决定，一切似乎是可以被“依法处理”的了。　

　　造成这么的一种现实是因为政治现实的黑暗，这种黑暗是官僚政治的通病。重庆案件也是这种官僚政治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现象就是，黑暗的势力已经成为不公开的事实，已经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潜在政治——因为它和官方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一旦这种现实被揭发，受到包拯这种人的查处，那么这种黑势力就自然成为绝对无疑的罪恶了。而它的铲灭正是社会正义显现的偶然现实。

　　这是政治腐朽的一种表现。政府一枝独秀的政治权力形态造成了社会权力的空白。从而使得和官方构结的黑暗势力只有另一种官方势力来打压，而普通的民众是没有这样的权力的。但是即使这些黑暗势力以“懈民愤”的借口处理，处理的结果也是暗箱操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十恶不赦的人却依然活的逍遥自在，甚至有些人还依然可以重操旧职。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失衡的可悲表现。因为官僚政治只是在创造一种不被说出的黑色现实。

　　而关于窦娥的故事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社会正义的显现只能出现在创造了社会非正义的官僚内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农民起义）。造成这样一种现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民怨太深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处理，或者是在偶然之间有了比较清廉的当政者。但是这些偶然性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土壤依然是官僚政治的污泥。而窦娥的事情被认为是冤情，在历史中也似乎只有这么一次。因为我们虽然有判断的能力，却没有判断的权力。　

　　我如此例举上面的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国民有真实的认知的可能，却没有真正的认知的理智。这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中国模式。既官僚体系一直在致力于使国民陷入一种社会权力真空的不自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于国民的舆论教育，依然使得社会对于非法行为的认识停留在情感性的认识上，这种延续性可以在重庆案件中得到真实的反映。而重庆案件的国民性表现更是使人失望，西方法制文化传入中国百年以来，国人依然没有搞清楚法制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而造成这种现实的重要前提依然在中国的政治层面上。从一方面来看，社会的黑暗俯拾皆是，法律要么是没有介入的端口，要么是根本就可以进行全部政治关系的审判（这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政治的黑暗现实使得法制社会一如中国传统的官吏刑治，而像包拯之举似的重庆案件则是鲜有的正义的“行使方式”。

　　其实衡量这个社会到底离法制有多远，我们只需要思量一下赵长青所说的“一个社会的法制文明程度并不只是表现在保护每一个好人和守法人的权利，还表现在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上。一个法治社会应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并且他认为刑辩律师普遍遭受人们的偏见，实际上是我国普法的失败，更是法制环境有所倒退的一种表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野蛮时间
我的野蛮时间

　　——科方式

　　时间多久了呢？似乎不用仔细的推敲了。往往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大约可以表示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我们忽略了这时间，它的多少与我们没有关系了；第二种就是它清晰可见，让我们的流逝败落的没有掩饰的余地。

　　我们　　已经陷入了第二种，我们看一下，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

　　2001年——《我的野蛮女友》——1　岁————我——13岁

　　2009年——我——21岁————《我的野蛮女友》——9岁

　　在这里，时间是什么？

　　我想要像是在哼一曲我其实不知道具体歌词，不知道具体旋律的曲子，它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为了不知道。所以才写下这篇文章，它称这为《我的野蛮时间》。

　　
　　前几天，看了我的野蛮女友。感觉衰微极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反正我想说那是极可以看的片子，所以我看了，而且看了又看。这是对喜爱的表达　。我知道很多人是以此为方式的。这是一种美好的方式。只是大家都会爱上这种方式。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