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的家庭里温情的一幕。
尽管如此，张廷众却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以他的生活恶习及荒唐行径击碎了家庭，使子女自幼失去母爱和家庭的温暖，以致在女儿心中留下阴影，使她一直缺少安全感，“寻找父亲”成为她作品的主题之一。
他先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使自己的生活失去快乐；继而折磨他人，让家庭成员也个个不快乐，使全家人的生活失去生机，失去阳光，只是“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同时他也因作践自己而失去了在子女面前应得的尊重，甚至使女儿觉得，若要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的话，那么相对于光明的黑暗，相对于善的恶，相对于神的魔，总之世界上不好的一边，全属于父亲。“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他还因长期的生活不如意，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不发脾气的时候便处于冷漠、多疑、神经过敏中，而且易失理智。当女儿与继母发生争执时，他内心积聚的对前妻的怨恨、对女儿亲近生母的不满便一下子爆发出来，竟能将女儿在家里一关数月，使她几乎病死！
电影《不了情》女主角虞家茵的父亲明显地有张廷众的影子。比如有个场景是虞父与男主角夏宗豫在虞家茵住处见了面，虞父请夏宗豫在自己的工厂里为他安排个工作。夏宗豫问他会什么，他答：“我别的都不成，就是念了一肚子旧书，诗词歌赋我是全能对付，这半辈子可说是怀才不遇呀！”使人想起张爱玲在《对照记》中第25幅图下写的一段文字：“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父亲（4）
虞家茵等父亲走后，生怕夏宗豫不了解她的父亲而吃亏，于是告诉他父亲的为人：“本来我是他的女儿，我不应该说他不好，可是他这个人……我母亲一辈子就吃他的苦。他娶了一个姨太太，就一直不把我母亲当人。”说着，又拿出一张父母以前的合影给夏宗豫看，以证明她母亲以前是多么姣好而今是多么憔悴。夏宗豫见相片上的虞父被刀片划成了网格状，知道是她干的，便问道：“怎么你把你父亲的像划成这个样子了？”虞家茵是这样回答的：“我恨他。那个时候我才八岁……”八岁，差不多是父母离异时张爱玲的年龄。
胡兰成的父母感情很好，但不是典型的爱情模式，而是典型的亲情模式。所以胡兰成特别喜欢“金童*”这个词，在《今生今世》里屡番用及，写到与张爱玲：“我们虽结了婚……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这是因为父母的婚姻给他留下的印象。他说：“我父母何时都像是少年夫妻”，“我总觉两人没有变老过，说金童*，大约是从现世有这样的人而想出来的”。
胡兰成对父亲是同情、欣赏、敬佩的。在他笔下，胡秀铭青年丧父，家业因茶栈倒账赔光。胡秀铭18岁当家时，所当的却是一个由村中大户一落而为常揭不开锅的贫家。但他没因此而颓废，也没有因为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就自暴自弃或不知所措。他平然地接受了家境与角色的转变。胡兰成幼时曾见他在桑树下殷勤地培壅，到高沙地种麦，到后园种菜。虽然他还是田里的生客，旁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种田人，但毕竟也能做得下来，也爱时而到地里去耕作。
当然胡秀铭是聪明的，他不是赵树理笔下小二黑他爹那种“只会在地里死做”的农民。每年春夏他都要到茶户收购茶叶，转卖给茶栈，如此可得二百银元，用来维持生计。可他又不像个精明的商人，而有农民的朴实。
他能写文理通顺的文书，却又不把自己当做读书人；平时爱管别人闲事，爱与人讲道理，却又没有乡绅的派头；他会敲鼓、弹三弦、吹竹笛，却只是在忙余闲时偶为村人助兴，而与追求风雅无关。
胡秀铭的这种作风，胡兰成是完全继承了的——他不是经济学家，却在报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专业文章，将国民经济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他不是国际关系学家，却对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诸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了然于胸；他不是文学研究者，却对作家作品有独到的见解，他对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评论，无数次地被人引用，公认为经典；他大概也不会把自己视为作家，可他散文的艺术成就，在20世纪华文散文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胡兰成还写到父亲的“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的俭约”，说话“喜跄人家”，与人交往起于亲热止于敬，“怎样久亦不能熟习”，仿佛君子之交的淡如水，以及与青年女子交谈中恋爱外的“相悦”等等。这些，胡兰成也都是像他的，不过最后一条他比父亲走得远。至于胡秀铭的“出语生涩……没有冗谈或清谈的嗜好”，胡兰成大概是没有继承的。
胡兰成小时候，父亲还教他早起写字，讲书给他听，这些于他都是亲切的回忆。相较于胡兰成的父亲，苏青的父亲与张爱玲的父亲都不是好父亲。前者脾气坏，不善待妻子（苏青《好父亲》：“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家中常是阴沉沉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谁。母亲一边忍气吞声，一边辛劳地做事，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害得母亲天天愁眉苦脸的”），对家庭不负责（死后使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使妻儿 “受尽痛苦”），对子女疏远而严厉（苏青小时候被母亲派了陪父亲吃饭的差使，竟如同上刑一般，菜也不敢去搛，饭也不敢吃饱），扼制子女天性（对幼小的女儿言行举止诸多限制），虚荣（要给女儿受教育，目的只是为了女儿长大后有机会做公使夫人）。
父亲（5）
后者脾气暴躁（与妻 “剧烈地争吵”，疯狂地打女儿——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揪住我，拳足交加，……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将为侄女说情的胞妹打得住进了医院），不善待妻子（让黄逸梵哭着出走国外，张爱玲《私语》：“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颓废（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坐吃祖上遗产，过着寄生虫一般的生活），吸毒（吸鸦片，打吗啡针），虐待子女（囚禁女儿长达数月）。
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张爱玲与苏青两人父亲的种种“不好”，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有意思的是，她们对父亲的态度却不一样： 苏青对父亲是不加原谅的恨，是宁缺毋滥的拒绝；张爱玲对父亲是无可奈何的叹，是弥补缺憾的寻求。
苏青11岁就失去了父亲，可是20年后她写起父亲来，还是没好气：“……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
张爱玲在她被父亲囚禁事件仅仅7年后写父亲，即用了一种平静而漠然的语气，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虽然也是尽说父亲不好的，甚至于将她病重时他为她注射抗生素，这么重要的一节也别有用心地略去了，从而陷其父背负对女儿见死不救的恶名于万劫不复之地。
多少年来，谁都（即使现在也还有不在少数的读者）以为当年张爱玲在囚中濒死康复的过程是靠了她自身的抵抗力。谁会怀疑她那几句心平气和的话呢：“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从此张廷众在读者的心目中几乎成了戗害亲生女儿的恶魔，即使他最终没有成为凶手，也并不是因为他迷途知返、人性复苏，而是张爱玲命不该绝。虽然张廷众正是由于害怕女儿一旦病死、他将背负恶父之名才为她打针的，虽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但毕竟做过这件事，并因此挽救了她的生命——尽管说这生命如果毁灭了，责任也全在他。
苏青恨父亲之所以恨得长久，是因为她注意到父母行为与家庭环境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并且深受其害：“……从此男孩大起来对家庭就失去兴趣，女孩大起来简直不肯相信男人了。他们及她们的将来结婚幸福从此就有了黑影。”她是希望父亲为其后遗问题负责的。
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倒不如苏青的意识现代，也就没有了苏青的怨恨，而只有缺憾，并逐渐凝成情结。于是在不觉中，“寻找父亲”，演绎成她人生的课题，不时流露在她的小说乃至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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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
黄逸梵的母爱不失理性，注定了张爱玲不会是感性的人——鲍竹青对丈夫的妥协，也许是苏青决心做娜拉的原因——吴*教给儿子最寻常的做人道理，胡兰成却觉得受用一生
张爱玲的母亲叫黄逸梵，苏青的母亲叫鲍竹青，胡兰成的母亲叫吴*。
论出身，黄逸梵最显赫——是军门｛1｝的千金，鲍竹青是山村一位不第秀才的爱女，吴*则是普通农人家的女儿。论学历，黄逸梵最高，在国外读过书，鲍竹青进过师范，吴*识不识字还是个问题。论婚姻，却是吴*夫妻最恩爱，黄逸梵最不幸： 她到国外去，喝洋墨水却不是目的，尽管她是个“学校迷”——夫妻反目才是原因。不幸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与黄逸梵一样，鲍竹青的丈夫在外也有女人。但冯松雨的荒唐程度似乎略轻一些，不比张廷众过分到那种地步，而且天不假年，去世很早。
现代教育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肌肤之亲对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小时候，胡兰成是常被母亲抱一抱的。晚饭后，吴*洗完了饭碗菜盘，会抱着小儿看月亮，教他念儿歌；苏青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