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盛世才介绍了饭桌前的张三李四，说这些朋友是他的同事同乡，是哪个关系介绍来的。席间，盛世才吩咐经理部的王经理进来，对王说：“这23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从关内来迪化，衣着单薄，发给他们一些钱，带他们去贸易公司，给每个人买套衣服。”
两个星期过去了，盛世才又把他们找去。盛在客厅里坐着，把他们一个一个叫进去。高登榜进去时，盛嘿嘿一笑说：“你高玉成是延安人，籍贯要改，改得好。听说你是搞财政的，很好，你就到财税部门去吧！”高登榜退了出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这批23人中，有9人分到南疆做财税工作。
蒋连穆化名蒋春茂，被分配到库车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他从延安来原准备做教育工作，陈云找他谈话时是让他到新疆从事教育，没想到会让他做财政税务工作。
邓发会见了大家。邓发说：“新疆是个大后方，是中国和苏联的桥梁。我们帮助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并使它不断进步，使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顺利地运送到前方。我们要认真把工作做好，这对抗战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政治意义！”当谈到盛世才时，邓发说：“盛世才是个土皇上，以女校拉拢军校，以军校控制枪杆子，以枪杆子统治新疆，他本质上是个军阀。”最后他说，“盛世才最近和我闹别扭，分配你们的工作，没有同我商量。现在他故意到处找我们的岔子，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抓住把柄。在目前情况下，对你们的要求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时，大家想起，盛世才接见他们时，除说了一些欢迎的客套话之外，还说：“我们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这里不同口里。我们的六大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新哲学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不能生搬硬套。你们有的人想把延安的一套搬到新疆来，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精神的。你们有人如果坚持这样做，我可以请示毛主席给我调换……”这一段话，是针对邓发等说的，也是给大家一个警告。
延安来的第二批23名干部，1939年元旦过后不久都安排了工作，分配到《新疆日报》、教育、学校、财税等部门。《新疆日报》：王谟任国内版编辑，李何任国际版编辑，马殊任文艺版编辑，陈清源任编辑；*门：曹建培任焉耆行署教育局局长，马肇嵩任和田区教育局督学、代局长，白大方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学校：郭春则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刘子平任迪化师范学校、省一中的教师，陈谷音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刘勉（女）任迪化女中军事教官，任远光（女）任迪化女中教师，熊梅影（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教师；财税部门：郑亦胜任财政厅秘书，陈广竹任和田地方税局副局长，高登榜任喀什税局副局长，黄永清任于（阗）策（勒）地方税局副局长，薛汉鼎任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钱萍任莎车地方税局副局长，罗乃棠任巴楚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任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蒋连穆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郝升任焉耆地方税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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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
汽车、装甲车
萧显清——
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四大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干部大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我们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这时，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特别是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工委和总队部取消，改名为支队部，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当时，我们警卫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为了保密，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叫人没法叫。第二天，我们就去掉代号，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
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我们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
党代表邓发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你们打了无数的仗，学习在遥远的边疆。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看他们杀，看他们抢，飞机不断扔炸弹，大炮隆隆响。同志们啊！学习文化，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到前线去英勇杀敌，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唱的非常有劲，鼓起了学习的热情。
1938年8月，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赶快学好出来，早日上前线。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
我当时在警卫排，学习装甲车。邓发同志到新疆不久，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后来说前线需要枪，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有的同志想不通，还把枪破坏了几支。不久，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学炮的为特科大队。因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就学到了装甲车、汽车、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学的课程最多。
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特别是叫“发依坎”（音）的轻型装甲侦察车，乘员三人，机枪一挺，非常灵活轻便；“步瓦”（音）二五式、二六式战车，乘员四人，机枪和炮各一。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教无线电、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东北抗联的同志。他们大多出身学生，多数是东北人，也有个别朝鲜人。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俄语。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
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他经常和我们谈心，查看我们的生活，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他告诉我们：学习不要死记硬背，要记要点，把大意、大概意思串起来，就有了全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他还形象地说，要像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7月至9月，我们进行野营训练，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和大家一起步行。大家都共同感到，他像老妈妈带孩子一样，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每个人。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2）
1939年9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经迪化，来到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党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1939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能开得动、打得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青菜、豆腐都有保障，常吃抓饭，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很，客客气气的。那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新疆督办盛世才几次来到新兵营。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随后是七八辆小汽车；第二次是1938年的七一；第三次是1939年的八一，我们新兵营开晚会。他是坐小汽车来的，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八一晚会。那天，他一到场，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十元）银票，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说：“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加入这个行列。”当时我们被他的辞藻蒙蔽了，还给他鼓了掌。晚会上，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