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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一些俄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一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一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1）
俄文班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8年3月间，“殖民地*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一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一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去给马明方他们几个同志读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搞一些活动。由于经常接触，渐渐跟他们混熟了，当时都用化名，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通过跟他们交谈，不仅了解了当时政治形势也了解了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有一次，我陪他们去政府俱乐部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形象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鼓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无比的崇敬。电影是俄语对白，我就给他们当翻译。在看完电影休息时，我忍不住慨叹地说：“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政党，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啊！我们在莫斯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这里经常喊王明万岁！”于是他们便跟我说：“王明算什么？不能喊王明万岁！”蔡畅告诉我说：“中国有领袖，是毛泽东！”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才有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心想，中国有了领头人，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在当时的场合下，只能在心里高兴，不能喜形于色。因为那种紧张神秘的气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他们会给你眼罩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俄译本的《论持久战》，开阔了眼界。
每当我掩卷沉思，便想尽早回国。祖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应当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当我第二次碰到许之桢时，由于我恳切地要求，终于得到了他的支持。当即，他给我写了一个地址，让我找中国代表陈琳（任弼时）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线和地址找到了*代表的住处，陈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组织批准我回国了。他要我马上回去，买两个大木箱，然后到书店选购一些军事理论与技术书籍，将木箱装满为止。
我从陈琳同志那里出来，直奔阿鲁巴大街，买了木箱和书籍。次日上午，乘一辆小汽车在城内兜了几个圈子之后，便朝东南方向的郊区驶去。大约行驶有40里，车子开进一个陌生的村落，看样子好像沙俄时期的大庄园。别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围墙。这里有几位中国人住着，其中有陈龙、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约20多人，都是等回国才住在这里的。我把书籍搬进屋里，一个管事的人给我安排了住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2）
一天下午，任弼时同志陪同*部长米尔曼，干部部长鲍尔克夫来了。这天晚餐非常丰盛。任弼时同志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回国了，今天特意为你们饯行！”大家一听，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任弼时同志当场宣布：“回国的4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由吉合同志担任大队长，陈龙同志为副大队长。”
当天，我们登上了火车，然后又转乘汽车，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楼上，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要我们好好休息，选定时机再送我们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间，遇上黄火青同志，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当排长时，他是我那个排的学员，后来当了班长。那时，伍修权同志在我们学校当翻译。
我和黄火青同志促膝攀谈，十分亲热。他打开木箱，见是许多军事书籍，便品评着，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们交谈学习，交谈步校同学们的近况。他见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欢，我送给了他。我问他在迪化做什么？他说，在迪化反帝会里当秘书长。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反帝会会长是新疆督办盛世才。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级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适、美好，但是拢不住飞向延安的心……
半个月后的一天，邓发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言谈中有意识地了解我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做了汇报，并把陈琳同志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需要了解我的详细情况，可找陈龙同志，他了解我……”
陈琳同志在信中着重介绍我的俄文好。邓发同志一面看信，一面用眼睛审视我。从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一颗心仿佛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问他：“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块走？”
邓发同志回答得很干脆：“你留下，发挥你的专长，到新兵营去工作！”
新兵营是个什么单位？对我来说不得而知；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二话，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便背起行装来到新兵营。
我当时不习惯的是，要换上盛世才部队的灰色军衣，扎裹腿、束皮带、戴国民党帽徽。一到新兵营，组织上便向我交代必须遵守纪律，不许随便上街，不准一个人出去，见了熟人不准说话，尤其是不准谈论有关新疆的问题。总之，对外人一概不准接触。
新兵营除总队部外，下设四个大队，开头分班学习文化，后来转入学习军事技术。平时学习，首先给高级班上课。高级班的学员由各大队的干部和文化水平高的同志组成，大约100多人，课堂设在炮兵大队礼堂，统一授课，分组学习。普通班学员主要学习语文、算术、政治常识等基础课。技术课一般由苏联教员任教，由翻译讲解，教员讲完就走。学装甲、汽车、火炮等，到盛世才部队里现场实习。
新兵营设有教研室，一间大房子里住着三个教员。孔原同志教党的建设，彭加伦同志教近代史，曾涌泉同志教俄文。我到新兵营后，邓发同志宣布由我接替曾涌泉同志教俄文。
新兵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一个俄文班，共计十名学员。其中有男学员六人，他们是：苏启昌、安志远、天宝、李复兴、余学彬、陈厚基；女学员四人，她们是：王韵雪、鄢仪贞、田力君、李菲仪。学习中所用的俄文教材，都是由我临时编写。我不仅负责授课，还要亲自辅导、批改作业。每天上午讲课两小时，下午学员个人自习。
我从1938年7月开始教俄文，直到1939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教学工作是顺利的，同志们的学习成绩很突出。为了备好课，我常常工作到深夜。
除了教俄文之外，我还担负军事技术的教学任务。例如：机关枪性能及应用，组织野营训练时教步兵分队战术。此外，在党内担任新兵营直属队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兼组织干事。冯铉同志任副组织干事。
新兵营设总支委员会，下设直属队支部，装甲、汽车大队支部，步兵大队支部，炮兵大队支部，医务所和无线电训练班支部，这几个支部均在总支委员会领导下，航空队支部直接由*党代表领导。
在新兵营这所大学校里，学习十分紧张。同志们为了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孜孜不倦，勤奋不息，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向上攀登，获得了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