娴�
，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
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
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
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
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
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
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
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
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
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
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
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
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
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
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从来没有禁止民
间投资进入加油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
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
加油站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
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
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
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 1998年，由社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
司的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
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
关闭，让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
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
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
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
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
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
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
％。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
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
制度与财富
金融创新、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1）
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
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
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
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
％）；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
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
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 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
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 150亿元。从表面上看，
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
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
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
图2–1？全国住房货款余额
当然，我们会认为，只要银行愿意随意多贷款，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让一些人成为首富。但实际上，个人住房贷款与汽车
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果，其内涵远非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银行的这些个人贷款风险非常低、收益好（至少比
给国有企业贷款更可靠），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上讲这种按揭贷款的对象—居民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动力所在。如果能按照由住房贷款
所启动的金融创新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社会福利会快速提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才能使中
国经济更多地靠内需而增长。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
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
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
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
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
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图2–2？北京市城镇居民储蓄率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
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
，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
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