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64部分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仓皇叛逃，投靠了大汉奸郝鹏举，改名杨步仁，当了汉奸团长，成了人民的败类。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2、王凤鸣投敌叛变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法宪行动迟缓。

　　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法宪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人对湖西“肃托”事件中因受累被捕在酷刑下被逼承认参加“托派”而尚未遭到杀害的大批同志，均看成是“自首”、“变节”或“叛变”行为，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致使许多同志意见纷纷。

　　中央对此问题非常重视。

　　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所以，毛泽东曾对他夫人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大特点。这一次，王凤鸣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上了王须仁的当，还真以为他被坏人当枪使了，再加上他从小当红军，当过自己的警卫员，罗荣桓是亲眼看着他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因而认为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犯了严重错误，在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后调到686团当团长。

　　对白子明的处理也不重，仍然任命他为改组后的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长得很帅，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罗荣桓和其他同志对他也是有好感的。

　　只是对于王须仁，给人的第一印像就不好，觉得他很阴，决定将他带回鲁南山区，送交山东分局社会部进一步审查。考到当时的战争环境，没有缴他的枪，还有警卫员，只是让几名战士前后夹着他行军。

　　王须仁一路上沉默寡言，脸色如死灰。

　　当部队到达湖东的费县白彦村时，己经看得见浮在天边的一抹群山了，王须仁畏罪自杀。

　　王须仁的死令王凤鸣心惊肉跳，他再一次求见罗荣桓，承认错误，发誓要痛改前非，在战场上立功赎罪。

　　是年，山东及湖西的一部分同志到达延安，将湖西“肃托”的经过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全面了解了“肃托事件”的真相，明确了“肃托”的错误性质，于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纠正了山东分局以前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中的某些错误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善后处理办法。《决定》肯定了王须仁是暗害分子、党内异己分子。撤销王凤鸣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交由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因与“二王”搭伙成奸，以牺牲区党委这个集体来换取个人生存，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同时撤销其工作，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

　　中央责成山东分局根据《决定》精神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在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因为王凤鸣是老红军出身，罗荣桓开始认为他是被人利用，从爱护干部出发，把他带回鲁南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一边接受审查，一边另行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到了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给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央的一份干部配备报告里指出：“王凤鸣由于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其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这个报告惊动了党中央，中央在详细核实了王凤鸣的具体罪行后，1941年2月，认为王凤鸣已经触犯刑律，应该判处徒刑。当时，在共产党只掌握局部政权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一个被判处了徒刑的罪犯，还是一个新问题。不过，罗荣桓还是立即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了自己对王凤鸣的姑息。这时，虽然湖西“肃托”已经过去了近两年，但在师部工作的王凤鸣始终很警觉，并且在机关中用小恩小惠等手段拉拢了不少“小兄弟”当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中央决定判处他徒刑时，本能地感到：这一下彻底完了！不仅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破灭了，还要受牢狱之灾！怎么办？只有一个字“逃”！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王凤鸣逃出了当时一一五师机关所在地江苏赣榆县朱范村，一口气跑到了80里外的日伪大本营江苏赣榆县城（现赣马乡），投靠了日本人，在汪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当上了可耻的汉奸，并改名杨步仁，被李亚藩任命为一二一团第二营营长。

　　投敌叛变后，杨步仁获得了优裕的物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是吃香的、喝辣的，金钱如流水，漂亮的女人围着转。”他用这些“优厚的条件”拉拢一一五师中原来的“小兄弟”，对他们除物质引诱外，还封官许愿以瓦解我军。当时，山东的八路军每天吃的是高粱煎饼，这种食物吃到嘴里，嚼碎了也难以下咽。平常吃的菜，基本上都是咸菜疙瘩，能吃上点辣椒就算是好的了，这对有些生长在南方、吃惯了大米的战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有时粮食供应不上，还经常吃黑豆，吃了黑豆不易消化，肚子胀得难受。一一五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罗保成，就是一名意志薄弱者，他经不住杨步仁的拉拢利诱，竟然携枪投敌。以后又有几名败类相继投敌。几次得手后，敌人更加器重杨步仁，杨步仁也洋洋得意，号称要“不战而屈八路之兵”！罗荣桓气得吃不下饭，一面加强部队政治教育，一面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发誓坚决铲除这个叛徒。

　　杨步仁不仅策反我军的队伍，在军事上他还积极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对我鲁南滨海根据地进行蚕食。他当时带领的部队隶属伪军一二一团，驻守在江苏省北部赣榆县、东海县以及山东省南部的郯城县一带。杨步仁为了显示自己队伍的特殊，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别动队总队长，共5个大队1200多人，叛徒罗保成被封为别动队大队长。

　　由于杨步仁谙熟我军滨海根据地的部队兵力部署和作战特点，所以其对我军的蚕食一时得逞。在日军的配合下，别动队曾经推进到大兴镇和欢墩埠一带，离一一五师师部驻地蛟龙汪、朱范村只有十几里地，对我军威胁很大。罗荣桓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罗荣桓把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和四团团长贺健找来，向他们下达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作战计划，坚决消灭杨步仁匪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