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去谷亭探听情况，白子明，王须仁对他们欺骗说：现在“肃托”已经胜利结束了，办训练班是为了提高认识，肃清托派影响。于是丰县县委便放心地带领广大干部和所属部队参加了“受训”，结果除组织部长胡光耀（王光中）和县妇联主任高潮两同志逃出外，大多被当作“托匪”杀害了。再如单县县委，在县委书记任子健带领下，由县委委员王振扬、苗春亭、齐温如、孟静之和各区干部共五十余人组成的干部队伍和所属部队二百余人，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单东地区，开赴谷亭，参加了“受训”。其他各县，也大都如此。
鲁西南地委，由于杨得志、崔田民支队的掩护，没有照办。肖宿永中心县委，由于彭雪枫支队的制止，也未参加。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党员干部遭到杀害较少。
各县带来的部队，均被编并于苏支四大队。各县参加“受训”的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尚未被扑被杀的干部共三百多人，组成“训练班”。“训练班”开学了，白子明也就宣布“肃托开始了”。凡参加“受训”的人，一律停止党的关系，同时命令地方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党的支部活动和组织生活。白子明在开学时的讲话中说：你们谁是“托匪”，我都知道，你们的名单都在我的口袋里，要坦白交待。王须仁威胁说：你们都是在我的照妖镜下照过的，谁是“托匪”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 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待。天天这样吓虎。王须仁、王宏鸣还天天察颜观色， 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是可疑的行动。如，两个人轻声说话，走路脚步轻重，帽子戴得正不正，衣服上某个扭扣没扣上，裹腿打得花样不一样，吃饭端碗的姿势，等等，都被王须仁说成是“托匪”进行联络的暗号，都可能被拉出受…审，只要王须仁的眼睛盯着谁，看出谁是“托匪”，就立刻点名出列，加以逮扑和惨杀。
王、王、白在谷亭进行了一场大惨杀之后，由于鱼台县杆子会暴动，无法在谷亭再住下去，便把苏支四大队和“训练班”带到丰、单、砀边活动。
这时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托匪”利’用女人破坏首长威信的案件，逮扑了正在“受训”的妇女干部郭仙云、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彩凡等，并施行野蛮的折磨。审讯中又牵连到路光前、黄佑仁、冯景仪、王昌恩等 （都是丰县县、区干部），并马上逮扑了他们。接着又逮扑了早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最后一区党委部长陈筹，逮扑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沛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郝*（李文）和 刚从山东分局派来的干部刘剑。
逮扑了这些人以后，照例又是连日施行“七十二种刑罚”，大搞逼供讯。在审讯中，他们除了逼使受审的人必须承认在边区的“托 派”外，尤其要逼供出在主力部队的、在山东分局的、以至在中央的“托派”，不达目的，刑讯不止。结果，苏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李贞 乾、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主任罗有荣、教育股长张秀河、*股长吕英、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罗隆生、一营营长 陈京宝、特务营长于再灵等，都成了“托匪”，遭到逮扑。这样就把“肃托”．发展到主力部队中来了。更恶劣的，他们指名道姓地说中央和山东分局也都出了“托匪”。
凡被抓起来的人，在审讯中，如果不承认强加的“托匪”罪名，不供出新的“托匪”名单，那是决不允许他存在下去的，务必杀之。在这期间，在王小庄，郝平房等处，又有数批同志残遭到杀害，其中包括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宣传部长路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丰二区区委书记冯景仪等同志。
这时，在“训练班”里和监狱里，不少同志已认识到，这样等着被杀害，不是个办法，在部分同志中开始研究对策。区党委巡视主任张子敬与任子健、苗春亭、孟静之等人串连，打算组织逃跑，赴中央或山东分局上告。有一人，张子敬乘机跑掉了，刚到家里，就被王须仁、白子明抓了回来。与此同时，胡光耀与高潮（二人是夫妻）在王小庄深夜越墙逃跑，免遭一死，继续革命。从此控制更严。
在监狱里，郝中上、孙衷文、李毅、耿荆山等同志被关在一起，互相交换了意见，都肯定这样“肃托”是搞错了。 但事已至此，又觉得无能为力。一致认为应当想办法把边区“肃托”的紧急情况，报告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首长们。正巧，这时监狱里关进来一个小贩，一问，是沛县刘田寨人，与刘昭筹是同村人。郝中土等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这人很快就会放掉的。于是郝中士给刘昭筹写了一封信，由孙衷文执笔向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写了报告，托这个小贩出狱后交给刘昭筹。刘接到信和报告后，马上找到湖上游击队长．张新华（运海），二人一起赶到湖东，找到了正在来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把报告交给了他。
当时在更多的同志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要争取活下来，山东分局快来人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首长们身上，这种信念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六、李贞乾、梁兴祚、郭影秋被扑受审，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扭转危局
王、王、白违抗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的命令，继续乱扑乱杀。他们逮扑了苏鲁豫边区前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逮扑了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祚，随后又逮扑了苏支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梁兴祚是老红军，在主力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李贞乾和郭影秋都是边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八路军主方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已经建立了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湖西地区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望。逮捕了这些同志，在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更大的震动，同时，也进一步震动了苏支领导人，震动了一一五师的首长们。
王、王、白在对李贞乾审讯中，用刑极其残酷，用鞭打、灌水、火烧、压杠子、过电等等，直至死去，再用水泼，使其苏醒，苏醒后，再用刑，又死去，又苏醒，反复多次。特别是王宏鸣，明目张胆地要李贞乾必须供出苏支川大队负责人中的“托匪”才行，并威胁说：“如若不然，对你是持久的、残酷的刑罚！”作为苏支四大队的政委，如此迫不及待地在苏支四大队的领导干部中找“托匪”，充分暴露了他们篡夺军权的野心。
王须仁、王宏鸣等为把梁兴祚打成“托匪”曾进行了多方面妁准备。他们趁梁兴祚去陇海路南向支队长彭明治报告工作离开四大队之际，拚命逼供陈筹、孙鹤一等编造口供。尤其恶劣的是，竟不惜用极其毒辣的手段，从“训练班”中传讯并逮扑了年仅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张令仪。王、王、白亲自动手，用大把的香火烧她的面部和喉部，先是强逼、诱骗她承认是受骗参加了“托匪”，接着就把她的四肢反绑在凳子上，灌凉水、用事先编好的“情节”，逼她承认利用女色勾引梁兴祚上勾，加入了“托派组织”。当梁兴祚刚从路南回到路北时，王宏鸣就逮扑了他。这位老红军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政治委员会把自己当作托匪逮扑起来。在审讯时，他大声疾呼：“天呐！谁是托匪？”王、王对他百般毒打，皮开肉绽。
苏支支队长彭明治闻信赶来，王宏鸣向彭明治编造说：“这个地方的托匪非常厉害，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中央，部队中的干部变得很快，每人都想要老婆：到徐州住洋房子去。”彭明治表示怀疑说： “能有这样多的“托匪？”王宏鸣说：“这里的党是托匪发展起来的。”彭明治更是不信。
彭见梁兴祚、 罗有荣，李贞乾、罗隆生等被打得身负重伤，更感到震惊，便说：“你们要好好待候，待罗主任（荣桓）来后再发落。”王须仁见此情景，便王宏鸣说：“彭明治这个人可靠吗？”居心狠毒，彭明治有所觉察：提高了警惕。彭明治没有能够扭转当时的险恶局面，王、王、白仍继续逮扑和惨杀我们的党员干部。郭影秋等继续遭到残酷*，就是明显的例证。
郭影秋是随支队长彭明治转到路北后受累被捕的。在审讯中，王须仁和白子明虽然用尽了种种酷刑，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最后白子明竟伪造山东分局的电报，拿出一张纸在郭影秋向前摇晃着问：“你是不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郭答：“是”。白子明说：“那好，别人会冤枉你，分局也会冤枉你吗？ 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郭子化已经自首了，他不仅交待自己是托派，而且供出你也是托派，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已没有什么作用，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你。还有什么话说？”郭影秋思想混乱起来，在白子明的紧逼追问之下， 只好说：“我是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的，既然他说我是扎匪，那我也就说不清楚了，只好承认是。”当天夜里，郭影秋回到牢房就感到这样回答不对头。第二天一早，他就给彭明治、白子明、郭成柱（苏支政治部副主任）写了一封长信，严正指出：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派，那是他的问题，与我无干。申明说：我加入的是共产党，我一直是按我们党的要求进行工作的。还指出：“郭子化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不能由此推论我也是托派。” 最后说明：“昨天那样承认是托派，是完全错误的，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气节，要求你们把我枪毙。” 白子明、王须仁知道郭影秋翻案了，便由。王须仁再次进行审讯。他们把郭影秋和*事陈景文等几个人带进一个院子里。王须仁首先审讯陈景文，硬逼他承认是“托派”，一边问，一边打，十分残忍。陈景文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请求上级党委派人查清我的问题。王须仁一次又一次地毒打，陈景文始终坚持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