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
二王看到区党委几个部长没有上当，不仅不出来，反而要白子明回去。于是又将队伍拉出，再次准备武装解决区党委。这时，白子明提出不能打，这样牺牲太大。队伍刚到十字河，就碰到了张子敬。白子明看到张子欲就说：“子敬，你先回去我就来。”子敬感到白的话中含有区党委准备的意思，即拼命跑回报告给几位部长，准备迎击。几位部长感到不应给自己的队伍发生冲突，一则加强警戒，一则派保卫局长孙鹤一前往看看到底是不是主力四大队。这时主力四大队的队伍已到寨外，正撞孙鹤一出来，见了二王（王须仁、王凤鸣）证实确实是主力四大队来了。王凤鸣对孙鹅一说：“请你回去给大家解释清楚，不要发生误会。
孙鹤一回去，向区党委几位部长报告确实是我们的主力四大队来了，这才放了心。王文彬认为既然是自己的主力部队来了，就亲自到寨外去过接他们。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刚出寨门就被逮捕了起来。几位部长见王文彬去后，又是久久不回，便知有变。于是迅速把队伍撤出村外，隐蔽在村西庄稼地里，再派孙鹤一带一警卫员到村里探听消息，正好这二王和白子明带著队伍进村了，直捕区党委住处，在街上又遇见了孙鹤一。孙提一提一马灯，对王须仁一照，看看是谁，正好孙鹤一带来的警卫员正找王文彬。大喊王部长你在那里？这下可闯祸了。王须仁说“这明明是来人暗杀我，你孙鹤一有计划的用灯照我。而那个特务员就来找我。”随即把那位警卫员的枪缴了，把孙鹤一扣留起来。
深夜白子明再次致函区党委几位部长，仍说是王部长亲传达中央决定，请速回来，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等，没了主意也就去了。见面后并末立急逮捕，只说天已晚了各自休息去吧。事实上当夜把两个警卫营给改编了。
第二天（九月十九日）一早就逮捕了赵万庆，孙衷文二人，并把郝中士软禁起来。对区党委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软禁外，其余全都捆绑起来。随将队伍带到了鱼台县谷亭镇，到谷亭镇后，再次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这时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由于害怕自己被二王作托匪杀害，他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放弃党的起码的原则，已成了二王进行反党反革命的工具，对二王的反革命破坏行为不仅不做斗争，反而积极的跟随二王一起审讯被捕的同志们。首先是审讯区党委的几位部长。
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会审王文彬、张如两位部长，使用酷刑有七十多种之多，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两位我党的老党员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顽强意志和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决不承任莫须有的“托匪”罪名。王、王、白三人并不放手。王须仁大发反革命怪论：“这两个人这么硬，正是老托匪的有力证明．”又说：“托匪的纪律只有老“托匪”才能守住的”。对他们说服教育是毫无可能的。”这就是说：越不承认被他们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就越加证明是“托匪”，更是非杀不可．白对这种反革命的怪论不但不予驳斥，反而接受了下来。
在审迅中，王须仁一再逼张如、王文彬，必须供出在中央的“托匪”。这就暴露了他们的更大的反革命阴谋。竟然要杀向山东分局、杀向一一五师，直到杀向我党中央。对于这种严刑逼供一一遭到王文彬，张如两同志的严词拒绝。而白子明看到王须仁如此恶毒，如此疯狂的阴谋，不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制止，反而听之任之。
王、王、白尽管对王文彬、张如两同志残酷施刑反复摧残，并没有从这两位同志口中得到任何东西。虽有区党委的另一个部长当场作作证咬定他二人是“托派”。他们仍然坚贞不屈，绝口否认。于是王、王、白召开会审大会，把这两位党的好干部枪杀了．他们杀死了两个区党委的部长既没有请示山东分局，更没请示中央。尤其甚者王凤鸣竟胆大包天。再次伪造中央的名义，贴出布告，说：“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将王、张二人除决。目的是在欺骗党员欺骗群众，*党员*群众。
至此二王等所发动的“肃托”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已经很清楚了。在枪杀王文彬、张如两位区党委部长的问题上，白子明是有责任的。当时他为什么不以区党委书记的身分，提出和坚决请示山东分局呢？在王凤鸣伪造中央名义出布告时，他又为什么不提出反对呢？政治上幼稚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仅仅归结于“幼稚”就说不过去了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由于对他的审讯，使案情的扩大，达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地步。现将孙衷文对这个问题的回忆，摘录几条如下：
“我在被带到湖边地委（注：事实这时湖边地委已不存在）的第二天就遭审讯。审讯人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当时他们三人主要是失有白子明出面恐吓和诈逼，二王就一面吓虎一面用刑，当场还有一批武装保卫人员，帮助施刑。白子明一上来就肯定说：我是被常俊亭拉进托派组织的，要我立即招供。白子明这样首先出面，对我精神压力很大。马上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他不仅是党的负责人，而且对我很了解，从地下党就在一起工作过。据了解，白子明、孙衷文二人在济南“乡师”时就是同学，在学生时代都入了党．在一个党组织中过生活，后又一起在地下党的济南市委工作。抗战爆发后，又一起到鲁西南组织工委，后又一起参加了苏鲁豫特委，都在一起工作，而且关系也较密切。这时白子明也来这样审讯他，使他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是很自然的。他回忆说：“我当时相信他不会是敌人，我想这是怎么搞的？是不是有很多党员干部确实有了问题？只有我才是无故牵连，如果那样，那就是党冤枉了我。既然党内大批的人有问题，我个人也难以洗刷。当时又根本不允许申辨。立即动刑，我心里明白的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参加过什么托派组织。他们第一次动刑是掉起来压杠子，我顶住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又用一大把香烧和熏脸，我还是顶住没说，第三次王须仁就把我捆在凳子上，往鼻子里灌凉水，一面灌一边就逼问“承认不承谢”“是不是”？当时旁边有专人给他递壶，一壶一壶毫不间断，弄得我支持不住，而且根本喘不过气来，白子明又在旁边直喊：声言他们情况都掌握了，叫我不要再对党顽抗。说王文彬、张如都供认了，用些党的语言来瓦解我的意志。我当时确实丧失了顶住信心。认为其他人既然都供啦，我自己硬顶也没有多少用处，我就承认了一声“是”，可是王须仁仍不松刑，一面继续灌水一面继续指名逼供问马宵鹏是不是？王文彬、张如是不是？山东分局有谁，郭子化是不是？当时我想马宵鹏已死，承认他没有关系，王文彬、张如据白子明说自己都供啦，我也就应了是，郭子化是他们先指的名，我也应了是。当时认为个人的死，这是注定了的，因为我参加过肃反的第—个阶段，反正只要审讯的人认定为是托派就得杀，象马宵鹏那样的根本没有承认的固然要杀，象朱华那样承认了的，而且乱供了一套也是杀。自己承认了、在审讯人来说更多了一层根据更要杀。我又不是—般的干部，更难幸免。
在当时来说，死的关也比较好过些，反正不是—枪就是—从刀，难还是刑法的折磨还没个头，我当时—个个人主义的念头上来了，反正是死，反供也是此，不反供也是死，别人咬了我党的负责人也冤了我，我又何受那个苦呢？这时根本不想到对党的影响，似乎这一切自己都无法负责了。
孙衷文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根据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其他人所供的情况，就在此基础上综合了一番，编造了较完整的一套。首先供出了一个“共产主义大同盟”。（托派名称）华东局里组织而且编了一委托派华东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人的名单。又编造了一个在‘托派”领导下苏鲁豫区省委，说“托派”省委书记就是马宵鹏，组织兼青年部长孙衷文，宣传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妇女部长常俊亭，农民部长苗宗屏等人，接着又说在“托派”省委下又有丰县、单县、金乡、鱼台、沛县等五个特委。
各特委又是各有一套组织和负责人，又说在“托派”特委下又有县委和区委，他编的这一套牵连到数十人之多，当然，其中大分已经部分被捕，但也有被捕的。王须仁、王凤鸣为炫耀“肃托”的“显赫战果”在谷亭召开反托公审大会，把孙衷托到台上，逼使他按照原来的口供交待“托派”的组织和罪行。
孙衷文在后采的回忆中说：‘这样做对党的恶劣影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他们三个人（即王、王、白）的责任，首先不讲理的是他们三个人，而他们又是依靠党所给的权和枪不讲理。我要讲理他们又一句也不听，其实我想的这些是一面之情理，根本就没有好好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党员？是不是党的负责人？你受过党的教训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和真理的义务？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实事和真理，阻力特别大些，但是这种要求是不能没有的。我那时不负责任做了错事，给党造成了损失，事实上助长了当时“肃托”的扩大化，这时一个沉痛的教训。关于他们三个人欠的帐，那是他们的事。
孙衷文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认识这个沉痛的教训是很重要的，这次大会枪杀了王文彬、张如两位区党委的部长，同时还枪杀了常俊亭、史维功、魏定远等二十余人。有的同志会议说：常俊亭走王凤鸣亲自杀死的，因为以前他曾追求过常俊亭，被常拒绝了，于是怀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