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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语言学博客中最有趣的日志是那些针对语言学家天然的死对头语法学家的。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之间之所以起冲突，是因为语言学家支持对语言做科学的描述，而语法警察则希望拯救文明，免得它衰亡。利伯曼和普勒姆两位教授站在语言学家一边，抨击无视语言学上的事实的语法规则。
比如国际商标协会有一个规定，“不要把商标当名词用，始终把商标当作限定名词的形容词，比如乐高积木、阿姆斯特啤酒；不要把商标当动词用，商标是产品或者服务，不是动作，比如你不是正在施乐，而是在用施乐复印机复印。”利伯曼说，“商标当作名词使用都是误用这一说法是语无伦次、精神失常。商标确实不是名词，但它也不是产品或者服务，而是一个公司声称他们拥有权益的一个词。”
他们还贬斥了威廉？斯特伦克和怀特师徒二人合著的《风格的要素》一书。该书教导说：“用名词和动词写作，不要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普勒姆说：“不剔除形容词，你就还没学会写作？写作是困难的、有要求的，你可以通过数十年的练习写下数百万个字，然后自己加以修改或者让别人帮着修改，使自己达到中等水平。这其中将有6％的单词是形容词，不管你写的是小说还是新闻报道，写的是好还是坏。”斯特伦克和怀特为什么那么抵制形容词呢？一项针对菜单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显示：“堆砌绮丽的形容词、过度添加修饰语的冲动，跟写作要简练、避免使用形容词的警告，同样都是社会焦虑的表现，都希望能让自己看上去跟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稍有不同。这么说来，斯特伦克和怀特的小书不是文体指南，而是试图挤入上流社会的人需要看的自助读物。”
禁而不止的脏话
脏话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但鲜有语言学家对之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脏字在辞典里也查不到。1775年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辞典》中就没有“###”这个词 。据说有位女士恭贺他避而不收录不雅字词，而他回答说：“这么说来，那些字你都查过啰，女士？”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戏言：“光凭这句妙答，我们或许就可以原谅约翰逊博士不收入该词的假正经做法。”
她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说，北美有个叫“咒骂控制学院”的机构，致力于提高大众的警觉，让大众意识到咒骂的负面效应。这些人认为咒骂一无是处：咒骂让你显得粗俗，咒骂是一种恶习，咒骂会腐蚀语言。该学院举办课程，教人如何减少使用粗话。只要交一笔费用，你就可以学习“驯服口舌的10大秘诀”，既改善了自我，还能改善社会风气。
而在语言学家看来，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禁止就能放弃咒骂的习惯。墨索里尼曾推动消灭脏话的运动，用海报和大众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劝导意大利人，“为了意大利的荣誉，请勿咒骂”，但毫无效果。
从个体上说，咒骂词可以早在幼儿12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儿童的咒骂有可以预测的模式。2岁之前可用的咒骂词语只有三四个，到上小学之前增加到大约20个，然后继续增加，到青春期之前达到近30个。青少年时期，咒骂率达到高峰，之后的发展则通常跟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成人的诅咒词语从20到60个不等，用于公开场合。
所以有人严肃看待咒骂的权利，比如美国公民奇普？洛，他发起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之所以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估计是为了使其首字母缩写刚好组成一个骂人的词“Shit”）。该协会“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骂人的词，欢迎骂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
有一些团体和文化走得更远，他们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咒骂风格，比如对骂竞赛。参与者相互逗引，使用各种光怪陆离的脏词，力求技高一筹地侮辱对方，“仿佛有一块言语空间被围起来，在此范围内获准打破禁忌”。在苏格兰，骂战变成一种娱乐。美国的黑人社群将这种骂战称为“扬声”或对骂游戏，为饶舌乐提供了歌词基础。东欧犹太人也有仪式化的咒骂，“愿你后退时一脚踩到干草叉，想找东西时却又摸到烫火炉”。
说脏话连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12月对英国王室来说颇为不顺，家里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被大肆报道：婚外情、自杀传闻等等。英国女王在发表圣诞演说时得承认那一年过得很糟糕，但要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年，总不能说“天杀的够烂的一年”，于是拉丁文前来驰援，说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改自较常见的“annus mirabilis”（奇迹之年），拉丁语中的“annus”（年）跟英语中的“anus”（肛门）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词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无损尊严的前提下所能说出的最接近咒骂的话。这种解读是否可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有很多资料显示，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蒙特古说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骂过，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士兵向来都会咒骂。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兵和水手特别精通咒骂的艺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人，而咒骂能舒缓压力。虽然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咒骂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生理机能来说，咒骂的构造对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这是因为男人握有更多权力（另一方面，泼妇骂人更口无遮拦，这其实也是大男性主义的表现，男性更爱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争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进入以前为男性垄断的行业，规则也随之改变。以前招聘面试时一些女性被拒绝，理由是“我们很愿意雇用你，但这里脏话太多了”。到“二战”期间，军工产业雇佣了大量女性，费城一家飞机厂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咒骂，可能有绅士在场。”
很多脏话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异。胡说八道我们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于‘牛屎’的语源，这仍是个谜。大部分人自动认为该词与牛有关（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质让人有此联想），但有些人认为它跟‘boule’有关，而这又联结到多个不同的概念，如球、议会、装饰性的木制品和白面包”。
一般说到某个人外语好，就说他能用外语跟外国人骂架。但露丝提醒人们：“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语说者之口的辱骂更难听的话了。所以要是不确定该怎么说，就用你自己的母语咒骂。音调和语气也能够传达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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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统治的世界
迪迪？迈尔斯在这本书中说：“因为女性知道，更多的女性进入公共生活之后，我们能够解决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是说她们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凭着她们的技巧和力量，我们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迈尔斯还在书中说，目前女性掌权仍面临着强大的阻碍。她成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时只有31岁，没有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而克林顿又需要让人看到他的政府中有女性官员，所以他虽然把这个职位交给了她，但同时削弱了这一职位。她的级别和薪水都比较低，责任重，权力小。美国女权运动先驱葛洛丽娅？斯泰纳姆说，目前在美国女性仍被另眼相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孩子仍主要由女性来抚养，以至于男人在跟强大的女性打交道时，总感到他们又退回到了童年。
女性赢得选举、获得权力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她们必须证明自己足够强硬，能够胜任领导职位；但是如果她们表现得太强硬，人们又觉得她们太具有进攻性，不够有女人味。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罗莎贝斯？坎特说：“要被人认为既是一个好女人又是一个好的领袖甚为困难。”对此迈尔斯的建议是，女性应该相信和展示自己的本领和成绩：“踢球被认为是锻炼领导能力的方式，带孩子则不是，这种观点一直令我啼笑皆非。带孩子确实会让我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要说服两三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看同一个台需要相当的外交技巧。”
“由于女性的权力欲不是特别强，人们将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会议室里体会到女性统治世界的效果。随处都能吃到蔬菜沙拉也许不像一场革命，但传达出一种关心生活质量和个人感受的文化。”有人畅想：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友好、更整洁，食物更加美味。那将是一个女性的世界，男人要学会适应。工业设计将以女性的体型为基础，男人不得不努力将自己缩进公交车的座位，弯下腰去取超市货架上的物品。餐馆里食物标准的分量将变小，那些想多吃的男人要多花钱。以女性为主的老师们将拿到更高的薪水，以男性为主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将不能因为只是在电脑上动动一些数字就每年挣几千万美元。街道上会有更多警察，女性晚上独自行走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迈尔斯说，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母亲们不会让她们的孩子去战场上互相残杀。“很多母亲曾经把她们的子女送去打仗，去为某种事业做出牺牲。但开战的门槛会更高，寻找其他解决方法的动力会更足。男人的暴力倾向更严重。”可是从历史上看，撒切尔夫人、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都曾把她们的国家带入战争，她们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们的勇气而不是做出妥协的能力。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女性并不比男性的进攻性弱。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罗在《女性小传》中说：“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历史上也出现过残暴的女君主，这表明妇女也可以是邪恶的，人性跟任何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的事情。”心理学家们说，男人通常是比较直接地通过打断别人的发言、无礼地指责对方来展露他们的进攻性，女人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