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力量来自多方。或者说，西方进入一个战略目标散失的时代，它缺乏共同敌对的粘结
剂，而美国的领导角色存在的必要已经值得怀疑。在冷战后时期，是一个经济秩序和国家角
色重新定位时期，具体的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时期。
抵抗美国应该是一个长期经济战略目标。想在某一天早上迫使美国就范，放弃它称霸世
界的野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幼稚的。事实说明，美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在于它持久
的、全面的实行人才争夺。二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收获还不能算依靠军火输出和被侵略国的资
本大量流入，扭转经济危机的颓势；美国的最大收获在于人才的大批流入。以美国的原子弹
研究为例，如果不是遭受和逃避纯粹迫害的大量犹太裔科学家的涌入，美国就可能不会先于
纳粹德国获得成功。那个时期，美国既成为资本的吸纳地，也成为人才的避风港。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人才战略攻势，使这个民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
全球的一流人才和后备人才。这是美国较之西方盟友高明的地方。当前，一个非常令人不安
的景象是；无数的亚洲有志青年仍源源不断地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国土，领取绿卡。这是应该
引起所有亚洲国家重视的事情。
引导人才回流是一个有利于亚洲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各机构服务的
中高级人才中，亚裔占有重大比例。这批人才是我们真正储备在美国的宝贵财富，我们吸纳
他们回来投入亚洲经济建设，比吸纳几百亿美元的贷款或投资更有意义。这也是抵抗和遏制
美国继续称霸世界，保卫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获得科技的力量，才足以使亚洲真
正的强大。否则，单纯的短期经济发展战略并无法保证我们的和平与尊严不遭到来自美国和
西方世界的威胁。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却不得不
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中。殖民地文化决定了它的地位，很像美国的有钱的孩子，富有，但没有
独立尊严。
亚洲有充分的信心唤回自己海外的孩子。中国已开始走出这一步，中国大力鼓励海外留
学学者回国服务，给他们提供更为理想的环境，但目前仅仅是开始。华裔高级人才在美国硅
谷引人瞩目的同时，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正在美国各大学留学。如果我们不把温暖的手伸给
他们，我们将把投入巨额资金培养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才拱手送给美国。人才回流加上已有的
科技实力，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摆脱事实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从属地位，成为真正
的经济和文化的强国。
人才回流战略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东西方产业结构以及增强
竞争能力的最佳步聚。实施这个战略，应该考虑到东方文化的凝聚力。这一点是东方文化与
西方文化竞争的优势。任何东方人都会放弃漂泊转而投入祖国的怀抱，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在中国，清华、北大的讲坛上，越来越多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中关
村，数千家高科技公司里随外可以看到留学归国学子的身影。虽然他们在美国的物质生活比
国内优越，但他们更希望把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在海峡的那一边，甚至在整个亚洲，我们
都能够发现，回归学者正在起到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力作用。正如《亚洲大趋势》中描写
的那样：
台北市以南的新竹科学园区是归台工程师的大本营。园区内55家公司，半数以上由曾
留学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创建。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管理局长薛香川表示：“我们
最初的想法是，既然硅谷中有那么多台湾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能集合一些人回来共同创
业，那他们一定能帮助台湾建立起高科技工业。由于过去台湾的政治制度戒严，很多人去了
美国，他们有些已经出现了中年危机，于是，我们就试着请他们回来创建高科技公司。”
海外华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在美国公司中的发展受到限制，反而造就出一个个杰出的企业
家。
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应邀于1994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该院是台湾最有名望
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说：“60年代，多数青年人都认为在台湾没有机会发展，最优秀最聪
明的都去了美国。”李远哲博士放弃了美国国籍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台湾。如今他正以其新身
份致力于推动海外知识分子回台服务，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如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
张直光、物理学家弗兰克·方、植物学家杨尚发等。李远哲设立了“杰出人才发展基金”，
目前已从商界募集了近3000万美元，协助海外学者和科学家回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在IBM公司已干得够长了”。吴涛元说。他是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博士，曾任硅谷
IBM公司研究开发主管。“因为人性险恶，我觉得在美国发展受到限制，而台湾却带给我更
多机会。”
1993年由美返台的姚又文说：“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紧接着到汉韦公司
工作，以后又去了IBM公司。是因为台湾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才回来的。姚又文现在是台湾
半导体工业公司产品质量负责人。该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元件制造商。
新竹科学园区内155家公司虽为私人所有。但国民科学委员会在土地、办公楼和研究方
面都提供了资金补助，1993年，其销售总额近5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0％，到2002
年，薛香川估计销售额将达到500亿美元。许多曾留美的台湾工程师是园区的最大功臣。园
区内有好几家公司在台湾高科技公司中位居前列。例如创建于1980年的全友公司占全球桌
面扫描器15％的市场。
据统计，在过去5年中有600名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工程师回台工作，其中不乏拥有
博士学位者。薛香川说：“我希望在台湾看到一个个小新加坡的出现。”台湾第二个科学园
区将在高雄市附近兴建（高雄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第三大货运港口）。薛香川预计
第三个园区将坐落于台湾中部，而另两个将在2020年前建立。
如此诱人的奖励措施，对年轻一代来说，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地提供的专
业发展机会要比美国高科技公司更多、更优厚。
成千上万的留学美国的亚洲人才回国工作，促使全球范围内科技发展形势和科技力量的
分布产生变化并重组。1993年获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有近半数是外国人，他们毕业
后大都继续留在美国，进入硅谷或诸如AT＆T贝尔实验室等尖端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这些富
有才智的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业周刊》曾撰文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带着他们的技术以及关系网回国
发展，这将会缩小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科技水平的差距。以韩国为例，近10年来留学美国学
者功不可没，在下一代记忆芯片制造商业盟主竞赛中，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三星电子
公司已与其日本对手旗鼓相当。”
《商业周刊》指出，目前已有上百名AT＆T贝尔实验室的“校友”回到台湾。加强了这
座岛屿“半导体和多媒体设备的出口竞争力”《商业周刊》形容香港是“电子通讯和音响器
材的摇篮，这两项工业拥有数以百计的制造商。”并举王阿伦为例，王阿伦在美国受教育，
是NCR集团的前任电机工程师，他创建了营业额超过5亿美元的V技术控制有限公司，专门
生产智力型玩具及无线通讯设备，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性公司。《商业周刊》的结论是：科
技人才的归国工作，“将导致下个世纪全球科技力量分布的重心东移到新兴的亚洲市场中
去。”
最起码的，这些人才可以加快亚洲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步伐。过去的三、五年间，
科技赛场上各个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在许多领域里，亚洲和欧美已并驾齐驱。亚洲
有远见的国家已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全力以赴。
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随着亚洲英才的回归，有能力聘请西方人才的全球性大公司
将更具优势。如果亚洲能在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上兼顾，那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才选择这里
发展，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中也许还能继续。至于在全球经济中最具
影响力的应用科技，还将有赖于许多素质高、懂得如何用科技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才作出努
力。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后来居上，因为两国都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
技术人员，能向全世界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的重心将由西方转移
至东方，为亚洲带来繁荣与兴旺。约翰·奈斯比特毕竟是美国人，他是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
待东方，在表述上，完全使用准殖民者话语。他的《亚洲大趋势》严格地说，不是写给东方
人看的，他在为西方处心积虑，是西方世界的优患者和警示者。他要用实例来说服西方，要
加紧与东方的竞争，唤起西方的紧迫感，否则，西方将失去以往的优势。但他的考察和预言
中，却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甚至他对亚洲邻国及台湾的介绍。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
些实证的经验。
未来的时代，争夺人才资源比争夺石油、矿产、黄金更重要。亚洲国家要在将来遏制殖
民化以及美国的霸权，实施人才争夺战略比其它更有效。能够更多地把西方及美国的人才吸
引过来，为亚洲发展服务，那才是真正东方崛起的时代。总之，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激烈
竞争中，亚洲应该打开更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