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2）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著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
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1）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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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入狱经过（2）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已经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对于所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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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怎么喊出来的？（1）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
——引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