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二卷- 第3部分

当正直的人对一切人都遵守正义的法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

时，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

幸罢了。因此，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

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在自然状态中，一切都

是公共的，如果我不曾对一个人作过任何允诺，我对他就没

有任何义务；我认为是属于别人的，只是那些对我没有用处

的东西。但是在社会状态中，一切权利都被法律固定下来，情

形就不是这样的了。

然则，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只要人们仅仅满足于把形而

上学的观念附着在这个名词之上的时候，人们就会始终是

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纵使人们能说出自然法是什么，人们

也并不会因此便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法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对于一个个别的对象是绝不会有公意的。

事实上，这种个别的对象不是在国家之内，就是在国家之外。

如果它是在国家之外，那末这一外在的意志就其对国家的关

系而言，就绝不能是公意；如果这一个别对象是在国家之内，

则它便是国家的一部分：这时，全体和它的这一部分之间便

以两个分别的存在而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其中的一个就是

这一部分，而另一个则是减掉这一部分之后的全体。但是全

体减掉一部分之后，就绝不是全体；于是只要这种关系继续

存在的话，也就不再有全体而只有不相等的两个部分；由此

可见，其中的一方的意志比起另一方来，就绝不会更是公意。

但是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便只是考

虑着他们自己了；如果这时形成了某种对比关系的话，那也

只是某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对于另一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

象之间的关系，而全体却没有任何分裂。这时人们所规定的

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

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

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

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

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很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

却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

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各该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

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它可以确立一

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

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

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

根据这一观念，我们立刻可以看出，我们无须再问应该

由谁来制订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我们既无须问

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也无

须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本人不公正

更无须问何以人们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

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我们还可以看出，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

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

能成为法律；即使是主权者对于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号令，

也绝不能成为一条法律，而只能是一道命令；那不是主权的

行为，而只是行政的行为。

因此，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

——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

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

的；我随后就将阐明政府是什么。

确切说来，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

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

组成社会的人们。然而这些人该怎样来规定社会的条件呢？是

由于突然灵机一动而达成共同一致的吗？政治体具备一个可

以表达自己意志的机构吗？谁给政治体以必要的预见力来事

先想出这些行为并加以公布呢？或者，在必要时又是怎样来

宣告这些行为的呢？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

的盲目的群众，——因为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

太少了，——又怎么能亲自来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一桩既重

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

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远是正确

的，但是那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所以

就必须使它能看到对象的真相，有时还得看到对象所应该呈

现的假象；必须为它指出一条它所寻求的美好道路，保障它

不至于受个别意志的诱惑，使它能看清时间与地点，并能以

遥远的隐患来平衡当前切身利益的引诱。个人看得到幸福却

又不要它；公众在愿望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两者都同等地

需要指导。所以就必须使前者能以自己的意志顺从自己的

理性；又必须使后者学会认识自己所愿望的事物。这时，公

共智慧的结果便形成理智与意志在社会体中的结合，由此才

有各个部分的密切合作，以及最后才有全体的最大力量。正

是因此，才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

第七章　论立法者

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

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

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

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

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里，它照顾到长远的光

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要为人类

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

卡里古拉根据事实所做的推论，柏拉图则根据权利而在他的

《政治篇》中以同样的推论对他所探求的政治人物或者作人

君的人物做出了规定。但是，如果说一个伟大的国君

真是一个罕见的人物，那末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又该怎样呢？

前者只不过是遵循着后者所规划的模型而已。一个是发明机

器的工程师，另一个则只不过是安装机器和开动机器的工匠。

孟德斯鸠说过：“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

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

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

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

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

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

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

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

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

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

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

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

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

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程度

了。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

说由于他的天才而应该如此的话，那末由于他的职务他也

同样应该如此。这一职务决不是行政，也决不是主权。这一

职务缔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

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号

令人的人如果不应该号令法律的话，那末号令法律的人也就

更不应该号令人；否则，他的法律受到他的感情所支配，便

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而他个人的意见之损害他

自己的事业的神圣性，也就只能是永远不可避免。莱格古士

为他的国家制订法律时，是先逊位然后才着手的

。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习惯都是

委托异邦人来制订本国的法律。近代意大利的共和国每每仿

效这种做法；日内瓦共和国也是如此，而且结果很好。在罗

马最辉煌的时期，就可以看出暴政的种种罪恶已经在它的内

部复活，也可以看出它已经快要灭亡，因为立法权威与主权

权力已经都结合在同样那些人的身上了。

然而十人会议本身却从来没有要求过仅其他们自身的权

威，便有通过任何法律的权利。他们向人民说：“我们向你们

建议的任何事情，不得你们的同意就决不能成为法律。罗马

人啊，请你们自己制订会给你们造福的法律吧！”

因此，编订法律的人便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

法权利，而人民本身即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

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按照根本公约，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

人，而我们又无法确定个别意志是符合公意的，除非是已经

举行过了人民的自由投票。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但重复一

遍并不是没有用的。

这样，人们就在立法工作中发现同时似乎有两种不相容

的东西：它既是一桩超乎人力之上的事业，而就其执行来说，

却又是一种形同无物的权威。

这里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困难。智者们若想用自己的

语言而不用俗人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那就不会为他们所理

解。可是，有千百种观念是不可能翻译成通俗语言的。太概

括的观念与太遥远的目标，都同样地是超乎人们的能力之外

的；每一个个人所喜欢的政府计划，不外是与他自己的个别

利益有关的计划，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可以从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