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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喂那么多狗，拿什么喂它们呢？我的西部影城繁荣了周边经济，附近开了几十家餐馆。开始时我让人去餐馆收集剩饭剩菜，每天收来的饭菜狗都吃不完。但随着企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就逐渐“文明”起来，嫌剩饭剩菜里有辣椒酱油醋，实行了人狗分食，只喂成品的狗粮。后来看到报上说狗的商品粮里含有致癌物质，为此台湾人和美国狗粮制造商还打起官司，就开垦了几十亩地种玉米，一年可收数万斤，狗们吃上了“绿色食品”。我想，如果我又倒霉了，又进了劳改队或什么“号子”“棚子”的，狗儿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狗队肯定解散，全都成了“丧家犬”。留下特别心爱的一条狗，“绿色食品”也吃不上了，只好向那位俄罗斯老大娘学习，抱着它蹲在街头，挂块纸牌为它要饭。看了那张照片，我有时看着我的狗就不禁想起：一个社会的进步或倒退，首当其冲地是影响狗的命运，狗的待遇是社会进步或倒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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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狗儿（3）
你如不信，请看看今天我们虽然还有“三农”问题，还有大量的弱势群体，但首先改善了生活待遇的却是狗。改革开放后，狗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舔涮锅水苟延残喘、被人赶尽杀绝的绝境一下子蹦到天堂。如今养狗成了时尚，很多靓女靠在狗身边照相，叫帅哥自愧弗如。民营的宠物医院更遍地开花，设备比一般医治人的医院都完善，以至于我的一位好友说，他如果有了病，情愿到狗医院去就诊，那里的服务态度才能让他感觉受到了“人”的待遇。中国人干什么事都喜欢走极端，在两个极端中晃来晃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平稳下来走“中庸”路线。据报载，一条藏獒炒竟然炒到上千万人民币的天价，藏獒一跃成了财富的象征。且不说这一千万超过西方国家一匹纯种马的价格，我还没有看到哪个中国大学毕业生有一百万元身价的。富豪公开登报征婚，一个漂亮女大学生也就开价一千万而已。如果真有其事，我觉得花一千万元买藏獒的富豪首先应该受到道德的拷问。其实，真正的纯种藏獒绝对不能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地区存活，它的肺受不了过多的氧气。雪线以下的人家说它养了只真正的纯种藏獒，就像在赤道几内亚养只北极熊，简直不可思议。我的藏獒都来自西宁，是与当地藏狗杂交的后代，已经适应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生活了，加上运费，也就在4千元到8千元之间。有些中国人一富起来就不知道怎么办好，竟用狗来装饰身份，既把别人摆在狗之下，也把自己摆在狗之下了。所以，据此看来，社会繁荣的确繁荣了，但还没有多少进步。
狗现在已经是强势群体。社会上四处都有流浪儿，少有收养他们的民间组织，可是为流浪狗流浪猫谋福利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却如雨后春笋；前些日子网络上吵得很凶的“虐猫事件”，连中央电视台都惊动了，特别在法制频道的《大家看法》里采访了当事人，几个当事人因“虐猫踩踏”曝光，千夫所指，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举双手赞成爱护动物，不过同时我又想到现在有多少孩子还在受到虐待，我们是不是应该投入更为关注的目光呢？中国人对物（包括宠物）的关心往往超过对人的关心，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裕，也不是文明的表现。“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信哉此语！
最后，我还想说点狗群的“和谐”问题。众所周知，狗是酷爱互相打斗的，所以才有“狗咬狗一嘴毛”的俗语。群养狗免不了相互咬斗，尤其是藏獒。而我故意把同品种的狗养在一个圈里，就叫它们互相打斗。它们只有经过打斗才能产生出领袖“狗物”（有别于“人物”），领袖“狗物”一旦产生，这群狗就会特别和谐，虽打打闹闹，顽耍嬉戏，却秩序井然，吃有先后，互谅互让，“狗物”还能照顾小狗弱狗，形成“大狗叫也让小狗叫”的良好局面。如果你特别喜欢哪条狗，不把它和凶猛的狗关在一起，怕它被咬伤，那么这只宠物狗就会逐渐失去狗性，也就是说，它将会既无斗争性又因没有狗所需要的娱乐嬉戏而显得落落寡欢，并且会体弱多病，就像我们一些尚未改制的国营垄断企业那样缺乏活力和个性。由此可见，“和谐”绝不是排斥斗争和竞争，相反，而是在斗争和竞争中形成的。当然，你必须是把同品种的狗关在一起而不能把不同品种的狗关在一起，如把藏獒和西施犬关在同一个圈里，“和谐”倒是“和谐”了，而那样的“和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养狗，也会给当领导的人一些有益的启示哩。
故乡行（1）
一
除了爱情，故乡也应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当作者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素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把故乡作为背景，不论故乡山秀水美或穷山恶水，在作品中总是美丽的，使人留念的。而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却很懵懂，虽然在各种表格上的籍贯栏里，一直填的是“江苏盱眙”，可是“盱眙”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毫无印象。我1936年12月出生于南京，转年就因日寇侵略举家逃难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在重庆生活了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沪宁两地。13岁时因属“官僚资产阶级”被“扫地出门”，父亲北上，我也就随在北京读高中。1954年父亲死于看守所，我又因“家庭问题”辍学，不得不携老母弱妹加入移民队伍，西迁到宁夏的黄河岸边。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押送劳改队，此后22年间被圈在两个仅有一渠之隔的农场来来回回地反复劳动改造。“面朝黄土背朝天”，眼前只有几平方米土地，偶尔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常不禁有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感叹。
到了成为一个所谓“公众人物”，我的籍贯被别人关注的时候，说来惭愧，故乡“江苏盱眙”对我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仍说不清楚。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却不少：重庆、南京、上海、北京、银川都可算一份。银川不用说了，重庆、南京、上海、北京的街道我仍相当熟悉，当地年轻人不知的旧街名我都能如数家珍。1985年到南京领一个文学奖项时，与友人李国文、邓友梅等获奖者由张弦带路去寻过我的“故居”。虽然街市铺面变化很大，但车到“狮子桥”我马上就能认出我的出生地。原先偌大的“梅溪山庄”改建成了一座电机厂，只有儿时曾在下玩耍的一株梧桐树依然繁茂。同样，在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我家曾住过的街巷胡同，我都一一去看过，站在早已面目全非的庭院或楼宇前，不禁有一种浪迹天涯，不知何处是归宿的情愫油然而生。
其实，真正促使我去故乡盱眙的，是近年每逢旧俗的祭日给先人烧纸的习俗又悄然兴起。届时，夜间常能看到萤光爝火四处闪烁，有的人家竟把纸钱烧到人行道上，纸灰飞扬，在华灯异彩中扶摇而上，神秘且又热闹。烧纸的人们表情虔诚，有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在移动电话盛行的时代，仿佛正用耳机与死去的先人通话。这景象令我惆怅而羡慕。因为我不知在哪里祭祀我的父母为好。我当然不相信纸钱能供给死去的父母在阴间消费，但人死后是不是有灵魂，魂魄又归何处？都不是可以轻易下断语的人生终极问题。作为人子，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孝，他们死后又抱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了就算了的态度，于心何忍？我父亲在看守所瘐死后没见尸体，母亲在“文革”中去世，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人，遗体被街道“革委会”草草火化，烟灭灰飞。至今我还时常想象母亲在最后一刻会是什么情景。父母都系出名门，“钟鸣鼎食”之家，家破后肯定有强烈的失落感而死时又都异常凄凉。如今我要学老百姓的纪念方式给自己的心灵一点慰籍，都不知在哪儿烧纸，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