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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0）
同时，其他将士们也纷纷开展以战场喊话、劝降、释放俘虏、打宣战弹、树宣传牌、送新年礼物等形式，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以加速国民党军的动摇和瓦解。很多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治工作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前者负责具体领导政治攻心，后者负责收容、照顾投诚人员，并从中了解敌情，争取投诚人员、派出打入工作等。为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来降，华东野战军还公布了对自动携械来归者的奖励标准，阐明了对携械来降者的安排和处理，规定了所携各种枪械的具体奖励金额。从12月20日起，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空军的空投也因天气而时断时续，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每天需要粮食30万斤，靠空投根本无法解决。在天气恶劣、空投中断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国民党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他们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这时，华东野战军又及时对国民党军阵地播放《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更使他们大有四面楚歌之感。尽管国民党军各级军官采取各种限制手段，依然有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华东野战军部队投降。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以前，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已经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营整连投降者有万，平均每日达七百余人。
杜聿明后来承认由于华东野战军采取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士气，并使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刘峙也在回忆中说，解放军的内部策反和阵地喊话等政治攻心，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粟裕后来也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经上报中央军委同意后，粟裕决定发起总攻，于1月2日以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华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统一于一月六日十六时发起战斗（如阴雨提前于该日十三时发起战斗）”。
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止，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从1948年5月起，华东野战军即一直寻歼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也被歼灭在其中。
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在淮海地区歼灭国民党刘峙这个主要战略集团的决心。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被基本上歼灭了，打垮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柱，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
1月9日，粟裕将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战斗经验进行了总结，并致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5日将这个战斗经验报告，转发给了东北、华北、西北各战略区的军政首长借鉴。
四、毛泽东说：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粟裕将军事上精于筹算的特长发挥在了后勤上。
后方保障是夺取战争主动与胜利的客观物质基础。搞好统筹保障是做好后方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毛泽东说过：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而粟裕恰恰是一个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能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战略家。因此，原国防部长迟浩田称赞粟裕：“从作战指挥到后勤保障和思想教育，粟裕同志都要经过缜密思考，系统运筹，做到成竹在胸。”
早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12月，粟裕即在《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中强调后勤供给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现代战争的胜负，一般的说决定于其本国广大人民对于战争从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程度。谁能够动员其绝大多数甚至全国国民，全部精神、生命及物质来支持战争，则谁就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能否把物质的东西很好地运往前线，适当地分配给各个战线的部队，这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直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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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1）
粟裕在指挥淮海战役时，同样非常重视后方支前工作的统筹安排、统一指挥。《曾山传》中提到：
1948年10月2日，曾山在接管济南的百忙之中，召开了专门会议，拟定了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初步意见。曾山在会上指出：“惟此次战役，无论在时间上、规模上都将远远超过济南战役，各项支前后勤工作，都须要有精确计算，与各方面的密切协同，特别是对整个战役部署和野战军行动前后必须的供应，须要提前了解和准备。”会议确定在20日前，必须完成各种准备工作，包括：赶送冬衣、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弹药补充；民夫、担架、运输工作；医院调整；伤兵及俘虏收容等。
根据《曾山传》的记载来看，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一个月前的10月2日，以粟裕代司令员为首的华东野战军前委以及华东军区对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这个供应规模，实际上已经是“大淮海”了，与12月28日统计的“130万人”的供应规模相比，仅仅少了30万人的正常误差。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也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对淮海战役后勤的早期准备，他说：
淮海战役前，我们执行曲阜前委扩大会议决议，调配了一批得力干部，健全了后勤组织机构，以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并协助后勤部门整顿了财经制度和供给制度，继续贯彻“以战养战，取给于敌”的方针，严格执行缴获归公条例，反对浪费人力物力，以减轻老区与新区人民的负担。加强对后勤人员的形势任务教育与职责教育，高度发挥积极性，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战场供应，加强伤病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搞好奖励与慰问。组织伤员伤愈归队，及时充实战斗力。各级政工干部与后勤专业干部一道，参与组织安排庞大的支前民工队伍，共同完成了3亿多斤粮食、马料和1500多万斤弹药的供应，近10万伤员收治转运等巨大的后勤保障任务。
1948年11月8日，粟裕在向中央军委建议歼灭国民党主力于徐州附近地区的“齐辰电”中，也充分顾虑到了解放区人力物力对作战的支持程度。
中央军委于11月9日复电粟裕，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时指示：“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陈邓，并粟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个关于组成总前委的指示，重点强调的还是“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的统筹解决问题。11月23日，中央军委在提出“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时，再次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
但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时，随着战线迅速西移，后方和前方的距离愈来愈远，战局扩大，粮食供应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全军进入豫皖苏地区后，战场吃粮人数约计130万，其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地方部队20万，随军民工5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15万；华东野战军部队及新兵、俘虏共50万，随军民工20万，后方转运民工20万。另有马匹4万，抵10万人消耗。每人每天以２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280万斤。如不及时解决前方的供给，势必将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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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2）
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协力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结束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说，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但粟裕作为总前委委员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从淮海战场的全局出发，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一天，他与陈士榘、张震共同签署致电邓子恢、李达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通盘运筹，解决好粮食供应方面的复杂问题。
在电报中，粟裕将自己军事上精于筹算的特长发挥在了后勤上，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战役粮食供需形势，又从微观上精确计算和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复电粟裕、谭震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党委、华中工委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