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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来北京的时候著名的“非典”已经发生，那段时间天天都是“非典”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每天都会上网去了解北京“非典”的最新情况，也了解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怎么样了，同时也思考，美国人的行动合理吗？符合道义吗？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并声称继续居留在北京或许难免有生命的危险。我毫无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我从小就不大受这类官方指令的影响，人家也是走形式嘛，要规避责任嘛，我凭什么要被动地配合人家？我抓住主导权得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父亲说：“你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这将成为人生中很宝贵的经验。”母亲有些担心，但我安慰她说：“没事，别担心。”我的第一判断跟父亲一样，能够亲历“非典”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为何要避开呢？我病了，后果自负呗，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嘛。我不怕什么。周围几乎所有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回家了，中国人也尽量不外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坚持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也不带什么口罩，就像北京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非典”阴云笼罩北京后，北大的课程几乎都停了。记得当时流传一个消息，说经济学院教授的家人感染了，那位教授被隔离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我的任务却始终不变，就是全力以赴学好中文。在那种大家集体处于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对外交往，除了参加一些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老师部分开放的汉语课程，我基本都是自学汉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用半年时间把汉语提高到与中国人交流、讨论没问题的水平。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
来到北大后，直到7月，就是放暑假之前，我每天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
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晨跑一个小时，回来洗澡，吃早餐，出去找卖冰棍儿的阿姨，跟她瞎聊，聊上大半天。中午回学校，一边吃饭一边翻字典，这段时间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再去不同的小卖部，跟阿姨们瞎聊，聊到下午5点钟说“再见”，回学校。回校后，找校内的保安朋友要一份当天别人看过的《人民日报》，顺便跟他聊一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大概7点钟，开始翻翻《人民日报》，也不查词典，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从头到尾翻一遍，大概了解上面说什么就可以了。11点把收音机拿出来，（那是在家乐福花80元钱买的，要插电线的，因为电池的要花电池费，因为住在北大宿舍，用多少电也没有限制，我就选了这种有电线的收音机），我带着耳机入睡，我把这叫做“睡眠学习”。别忘了，人在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继续活动的。而且，据说“睡眠学习”能带来特殊的效果，我虽然不清楚它效果究竟如何，也从未看过什么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但带着耳机边听边睡起码有催眠功能吧。再说，耳朵上戴着耳机已经成为我来北京后的一个生活习惯，除了上课，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听广播的。开始还觉得这样走路妨碍观察周围人的生活——这种观察对我了解中国街头文化很重要，尽管如此，最终我还是决定戴着耳机听广播，只要声音不开得太大，边听广播，边观察生活，感觉真的收获很多，什么都不耽搁，我就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中文上了。
曾经有许多人问过我学外语有什么“秘诀”。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秘诀，迷信秘诀的人不适合学语言。学语言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而需要耐心的旅程，所以，急功近利的人也不适合学语言。反过来讲，拥有自我，也就是习惯于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比较适合学语言。对于学语言来说，最好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探索欲，你的方法。按照常识，你的经验也好，探索欲也好，方法也好，能一夜之内形成吗？不可能，所以我说学语言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一步一步靠近你想象中的、理想中的自我。
我也从来不认为语言是靠“学习”而掌握的，而是靠“接触”而掌握的。“接触”一词，英文叫“contact”，我说的不是单方面的接触，而是多方面的接触（multi contacts）。语言是通过多方面的不断接触才能在自己心中扎下根来的。因此，看电影、电视剧、动漫，看书、看报、看杂志，聊天，旅游等等，都是学习语言的好途径。因此，我们面对陌生的外语，就需要坚持开放与好奇的心态，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
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4）
虽然不少人不太爱看《人民日报》，他们更倾心于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报纸，但我总觉得，对于我这样学习汉语的人来讲，《人民日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份读物。一是其文字的严格和精确。《人民日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所有文字都是经过严格推敲过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