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海的地理位置也不错，交通很方便，从东京站坐1964年（东京奥运年）正式运营、世界上首例高铁——*东海道线，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条*由*建造，行驶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之间，车速每小时300公里。许多居住在东京的有钱人，喜欢选择热海作为度假地点。 。。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2）
热海这个城市近年来也陷入“超老龄化”的陷阱。每当我回热海，都能感觉到这个老城的日益老龄化，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就离开那里，到东京上学、就业，不再回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长寿，这些长寿的老人往往无事可做。因在热海找工作不容易，很多中年人也开始选择到其他城市去找寻工作机会。热海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不发达，主要靠大自然赐予的自然环境吸引游人来制造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因为经济不景气，旅游产业也没有原来那么红火了，这个靠旅游观光支撑的城市，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似乎有点难以为继的感觉。但这个地方的位置和环境实在太好了，离东京那么近，只有105公里，又拥有着代表日本风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积淀，还有着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的人情味儿，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后，找对合适的管理和经营人才，配合好的政策，一定会重塑她昔日的辉煌。
伊豆是个半岛。伊豆半岛位于静冈县的东部，分成东伊豆、南伊豆、西伊豆和中伊豆，有山有水，但自然灾害也多，经常遭遇台风、地震、洪水等。从伊豆往北看就是日本最高的山——富士山（3776米），这座山跨越静冈县和山梨县。日本的行政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除了“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之外，都是属于“县”，这个县可不是中国的“县”，而是相当于中国的“省”。
我对中国朋友介绍自己，一般不说来自“静冈县”（对日本人则说“我是静冈出身”），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县，说“我是伊豆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我是哪来的，这么说能很快能拉近心里上的距离，很管用。
我生于1984年4月28日凌晨，伊豆的某所大学医院。我出生的两个小时前，就是我母亲辛辛苦苦忍耐着、奋斗着把我生下来之前，发生了使得在外面等待的父亲感到震惊、悲痛的一件事——我奶奶去世。我是后来到了五岁（我记得是这个时候）才听父母说到这件事的。是命运的分裂，还是天意的拨弄？父母对我说：“你在母亲怀里的时候，表示最大兴奋的是奶奶，她一直很期待见到你，没想到你们俩‘交接’，一个走了，一个来了。我们都认为你是她的‘后身’，为了她，你要好好活下去，以无愧于她对你的期望。”
从小到大，我每年都去奶奶的坟墓那里。日本人普遍有拜坟墓的习惯。坟墓一般都位于山下，附近能看到寺庙。每次去，我都要跟在“天国”的奶奶聊很长时间，向她“汇报”我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2003年高中毕业，去中国之前，我是这么说的：“我要去中国了，周围很多人反对，奶奶，你怎么看我的选择？”夏天回国时，我这么跟奶奶说：“奶奶，我好像会了点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基本没问题了，父母过日子很辛苦，所以我兼职做了翻译，可以赚点钱，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仿佛听到奶奶在我身边说：“嘉一，你要相信你的选择，只要你觉得正确的，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往回看，即使错了也没关系，不要影响自己的信心”；“我儿子对你不好吗？他有没有好好给你寄生活费？你不要对他客气，你还年轻，要好好吃饭，保证营养。”我回答说：“谢谢奶奶，我很好，在中国也没什么适应不了的，那里的人对我都很和善，没事的，我会在那里好好活下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3）
我从来没有向她说过谎话，她是唯一知道我的一切的人，也是唯一安静地、平和地倾听我心声的人。没有她的存在，我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与她之间，看不到，摸不着，但心连心，手牵手。以后，也会一直这样一起走下去。
我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以后我每年都回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墓地见我从未见过的奶奶。我通过照片看到过奶奶，从照片上看，我们俩很像。通过父亲的介绍，我知道奶奶很善良，从不生气，对孩子们的营养、礼仪、做人等的关心相当周到细致。他们在伊豆的小岗村从事农业，一家五口人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他们早上4点钟起来，出门种地，或把产品送到批发销售点去，晚上6点左右回来。爷爷是个很勤劳的人，个子很高，很帅，为人很朴实。我的高个儿是继承了他的基因。我身高一米八五，他有一米八〇。
爷爷是有缺点的，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他是一个“酒鬼”。他每天一回家就开始喝酒，喝完酒，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的爷爷凶猛、暴力。奶奶常常挨打，没有理由，就因为他喝完酒后变成与野兽差不多的性格，这个时候，我父亲会带着姐姐和妹妹躲到山里去，在那里惊恐地呆两个小时左右，等到爷爷睡着了，奶奶过来叫才敢回家。他们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奶奶始终觉得对不起我爸爸，爸爸的姐妹至今非常感谢我爸。可以说，是我爸爸保护了全家五口人（虽然我爸爸后来也变成了酒鬼，我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从小为爸爸喝酒所困扰，只是他不暴力，喝醉酒就睡过去）。奶奶53岁时去世，去世的原因听父亲说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在某种程度上和运气有关，没法控制。在日本有个说法，“今天是两个人当中一个人得癌症的时代，而且癌症是遗传的”。
去年（2009年）年底，爷爷也去世了，享年85岁。死亡的原因同样是癌症。他临走之前，我回国陪他过了三天四夜，我回北京后，他就走了。对爷爷，我的感觉与奶奶不一样，我没见过奶奶，却继承了她对生命的渴望；我从小与爷爷相处，也亲眼目睹过他施行暴力的场面，说实话，心情比较复杂。但这不妨碍在他走之前，我们好好聊天，我给他做饭，喂他吃饭，我在身边，他食欲有所恢复，很高兴、很安心的样子。毕竟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血缘关系使我们无法分割。由于我在北京很忙，没能参加爷爷的“葬式”，但我们都不会感到遗憾的。就像“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似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任务。盲目同情，为对方伤心而忽视自己该做的事情，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无法帮助临走的人，也不可能有利于你成长。还是那句话，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想躲都躲不了，我就做好该做的。希望我的人生，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小时候一直是跟姥姥一起过的，我下面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和一个小四岁的妹妹，因为孩子多，妈妈就没时间照顾我，不是愿不愿意，而是没办法。我很喜欢姥姥。听她说，我是三个外孙中最调皮的，从小是不怕一切、敢说敢做的人。到了超市顺手拿东西不结账，欺负弟弟，打架，在公共场所摸摸年轻女性的某某部位之类的事没少干。晚上不睡觉，姥姥就抱着我到外面散散步，兜兜风。白天使劲玩儿，疲惫不堪的我自然就睡着了，晚上又有了精神，真拿我没办法。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4）
姥姥也跟我说：“嘉一从小就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我教你一句，马上就能记下来。很小的时候，你就记得家里每件衣服是归谁的，说‘这是姥姥的’‘那是姥爷的’‘这是妈妈的’，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的’，你从来都是关心家人的好孩子，妈妈没吃饭，你坚决不吃，绝对不动筷子。你是我最操心、最担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最懂事的，能替别人着想的孩子。”
姥姥从小过的也是十分艰难的日子。她有五个妹妹，十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外面拼命工作，养活六个女儿。姥姥每天背着两个最小的妹妹上小学，上初中后，每天放学后马上回家给五个妹妹做饭，真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爷爷从小也过着很艰难的日子（他有八个兄弟）。现在想来，二战前后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穷，许多家庭里，孩子也是营养不足，吃不饱饭。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开始逐步走出战败的阴影，开始回归国际社会。后来我学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才了解到日本战后的腾飞是个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许很快将变成世界第三），有个美国人还写了本《日本第一》，日本人也写了《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细节和故事都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们从小到大都过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没能上高中和大学。我父母都是7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后来也没有上大学。他们都很想上，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这可能跟我家在农村有关系，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村一样，许多孩子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上大学。我知道许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毕业的朋友的父亲很有社会地位，当官，做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等，他们都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至少我家从来不是这样的，一直过得简朴而艰难，从来没有过过那种奢侈的生活，至今为止，我仍然不敢跟那些有钱的朋友——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出去玩儿，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人生规则，考虑到长辈们艰难、勉强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所以，我从来都拒绝那些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富二代”们的邀请，对不起他们，我不是恶意的，也不蔑视他们的做法，我只是生理上、观念上无法接受。
反正，农村出身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