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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电视上也经常词不达意。你要想，你是一个主持人，不是作文老师。观众看的不是你的语言，他看的是你整个的手眼精气神，整个的感觉。《锵锵三人行》，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出词来，是很没有口才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缅甸，日本人给他们战死的马都立了碑。“我们中国……”然后我就找不出词来了，可是因为你是真心真意的，哪怕你有点笨嘴拙舌，大家都会被你感动。所以你找不到词就找不到词，但是你的感情、你的神态，都是无言的信息。在文辞的部分不要过分做雕虫小技。如果简单用口才来形容一个主持人，那就太狭隘了，太分裂了，一个人是整体的感染力。有时候我跟记者讲，你不要去说琢磨出来一个什么问题，比如有些电视采访，要让观众看到我问的问题多么巧妙，真正的目的面前，所有的一切考虑都不重要。比如《文涛拍案》，我会让编导把我戴着耳机电话采访之类的镜头剪掉，把我提问题的声音都剪掉，重要的是让他说出你需要的东西，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心里出发呀！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不是应该上学习班，锻炼演讲，反而应该锻炼一下感受力，或者培养一下做人的良心。你有了这个，就能在台上做出人的反应。《文涛拍案》，我可以不说，让矿难的家属说，她有什么口才？方言别人听都听不懂。可是什么能胜过她说？她说的是真的，什么都胜不过真的！《锵锵三人行》，它早期是独一的，我讲的都是真话，我讲我的生活体验，我讲我很小的生活圈子里的一些生活感受，甚至讲我在饭桌上听来的黄段子。但是社会在发展，真是与时俱进，我现在痛感需要创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进入了竞争，不进则退，光讲你那点事已经不行了。恰巧这个时候刘春出现了。
位卑未敢忘国忧
记者：刘春带给了你什么？
窦文涛：刘春让我对内地电视台有重新的认识。内地是有限制，但的确是精英荟萃啊。我说的精英不是业务上的，而是情怀。我这样的人原来见到他觉得他有点二（北京话二百五的意思），比如他会在喝完酒说“位卑未敢忘国忧”啊。你想我原来接触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一些文艺圈里的人，没见过他这种人。
过去在凤凰，我和刘春认识了两年但是从来没说过话，我们在走廊上见到，我也是低着头走。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就相信，我们早晚会成为好朋友。他在我们公司待了两年，后来我们终于算是相遇了。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我原来没接触或者说不感兴趣的人。今天我的私人朋友里也没有他这样的人，真的以节目为命呀，跟我们的节目同悲同乐啊。比如说《文涛拍案》，我们找了一个选题，然后在卡拉OK的包房里，他能醉醺醺地把你拉过去，让你看网上的论坛，说“刚刚播出的节目这么多观众给你留帖，几十页啊，你看人们多么拥护你”。我都忘了他给我戴的什么大帽子了，好像是“为老百姓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我就觉得世上有这种人，这种人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家国情怀。人总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我过去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比较像个手艺人，我比较关心我怎么把我说的这个事说得生动，这些才艺上的事。刘春，他是有慧根的，他有天赋的聪明劲儿，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怎么样，但是他在业务上面，在节目的选题和策划方面有一种闪电一样的直觉般的一种聪明，我对他这种聪明，不是对他这个人，现在都有了一种盲目信仰。这正好我省事了，我不用考虑了。但是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在改变我，一方面是观众反响收视率上得到的证实，比如他说应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应该去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和事。
记者：他到底带给你什么改变？
窦文涛：过去我们是不说收视率这个概念的，那时候守在香港，连个网站也没有，不知道观众的反馈，也落得个无知者无畏。那时候，在电视上我讲的就是我个人，我讲的人性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讲我个人的事情，我讲我上哪儿玩去了，我讲我个人的隐私，甚至于开始讲黄段子。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地引起各方的反应激荡，当时不知道，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因为这个，也闯出了名堂，人家说你是中国第一黄。（笑）
其实对黄段子我也没什么偏见，实在也不是我讲得好，而是我讲得早。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反应，所以初期《锵锵三人行》吸引人也是因为它的另类。首先在电视上聊天的还没有，然后还有讲男女，什么都讲。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我的认识就是我是痞子、二流子、流氓这种人。《新周刊》讲我说的是江湖式的语言，大概讲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平常朋友聊天这一类，我们就是用本色，就是把生活中的聊天尽量本色地搬上电视，于是在另类这个意义上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自己是很有限的，每天半个小时，已经说完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或者我也没傻眼，我也无所谓，我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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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5）
这个时候刘春就说得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节目反响大。对这个我过去都不懂，我是个很自我的人。什么节目反响大？这里面有没有规律？我这个人很蒙昧啊，很蒙昧。我到了凤凰几年之后才知道做节目要了解一下观众的反应啊。一了解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原来你跟人民并不同心同德，我在很多问题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发现这一点很痛苦。你做这一行，吃这碗饭，你就得为人家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呀！然后你发现你单单说你的心不够了，因为你的心和人民的心是有距离的。比如说，我是个自然人，发生了广东兴宁矿难，120人被闷在底下，我过去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但是你要让我说我也会说，说的是我今天看到徐渭的一张画，我发现我崇拜上这个人了，这个人真是中国的凡高，这话说的是真心的。可是你这个人真叫脱离人民群众。大家会觉得出了这么多人命，你却在孤芳自赏地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可以，人可以这样活着，人可以有个性，但是这里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你拿了钱啊，你拿了钱又不为给你钱的人服务，你凭什么吃这碗饭呢？所以这就是对你人生工作的角色怎么理解的问题。你很推崇艺术家，但艺术家是不拿钱的，你创作你的，你去等待知音没问题，但是我们这是传媒，是社会公器啊！
我开始时对刘春有点抵触，但是我总是个讲道理的人。手握社会公器，怎么能不为人民做点事情？换句话说，小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已经很好了，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很苦，受冤屈，你有这个工具，就该为别人做些事情，这个于人于己都没有坏处，而且你本身也出身贫苦，你父母亲也是出身于草根阶层，人不能忘本。我在说我的心理过程，主持人有无诚意，如果没有让我弄明白这些事情，要让我在电视上为民请命，那就是虚伪，那就是假的，你得让我心服口服，在商业上得到证实。原来我们以为做《文涛拍案》，说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事，会不会是理想主义的做法，没有收视率，现在看来收视是歌舞升平。真正的收视率是一个媒体要找到真正的空间，观众期待凤凰的是什么？不是其他台能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在商业上，在收视率上，社会责任、道德良心也大获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无不证实这一点。追求理想并不见得是穷酸，并不见得是和市场相矛盾。
记者：曾经有媒体把你和陈晓楠评为中国最有良知的主持人。
窦文涛：不能戴这样的帽子，这是很可怕的。直到今天我还很清醒，我不是这样的人。说得难听点，有些话不能公开讲，我觉得我是在表演，表演良知。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讲了容易让人误解，表演良知，那你就是假的。其实也不是假的。就是我讲的，表演的第一条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我在生活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谁的道德水平也不高，我也是贪生怕死，考虑自己第一，考虑别人第二。生活里就是这样的，你把我说得这样高肯定是害了我。那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小人物、一个俗人就不能利用这个工具，为他人做点事呢？我觉得也可以。比如说矿难，我至少是个有点良心的人，我不是很高深的人，但是我至少有点良心啊，我连看都不看了，刘春说发生了这个事你上网去看看，我一看，尤其是我听到家属说“我老公我儿子父子两人一起埋在井底”。你原来是拒绝知道，现在一知道，这个感情也是真的。而我认为如果你不是真情真意，你就不要去说这样的话，也不要表达得太过了。你感触到哪个分上就表达到哪个分上。人，应该表里合一，外表和心灵应该是透明的。我担不起这个大帽子，社会责任、道德良心，我熬夜做完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我根本就不会再去想它了。我有我生活的世界，我有我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可能就是在这两个世界间游走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还是有我个人的业余时间。
记者：你在演播室里真心表达你对那些人的同情的时候，做完节目你就觉得你和那些人就无关了？
窦文涛：对，那是我的工作。有些话可能说着不好听，从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