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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
记者：你一直提到“契约”一词？
杨锦麟：不同的价值体系有不同的境界。凤凰散发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责任，但凤凰作为商业媒体立足香港，又遵守了“合约精神是基本点”的商业规则，将激情和契约融合在一起。我到任何一个媒介工作都会签约，但是我没有归宿感，打工嘛。但凤凰让我有这种感觉，它是宣泄的管道，给予了我表达言论的机会，我满足了，要求不高。我又不是李嘉诚，挣那么多钱干吗？我喜欢这里，生活在“信息”的大气场里，我过去的同行，都羡慕死我了。
记者：做电视读报人使您成为明星。
杨锦麟：我到目前为止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这不是矫情，没必要矫情，50几岁的人了，该得的都得到了，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平常心看待拥有的一切。有的时候凤凰的大场面，我跟大家站在一起。事后有人说，你是个腕，干吗站在那个旮旯角上，我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的，实的是什么？是自己从里面学到什么，内涵积淀才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己。但说实话，做电视读报人让我领略到了“电视”这个强势媒体的威力，我写了半辈子文章，只有专业领域的人知道我的文章，知道我是谁，但是电视不一样，受众面太广，在我收到的热心观众来信中，写信者最小的是9岁孩子，最老的是80多岁的老叟。没想到凤凰读报节目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所到之处很受欢迎，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公共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的称呼中，我更喜欢前者
记者：您曾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杨锦麟：公共知识分子，我很喜欢这个。《南方人物周刊》去年评的，坦白讲这不是我个人的造化，这是凤凰的造化，我怎么有本事和金庸并驾齐驱呢？我不是过分谦卑，但是香港只评了3个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我蛮喜欢这个称号。我认为凤凰更多是公共，而不是民间，民间是我这个专栏作家的。这个平台不是我个人的，但是专栏是我个体的，我可以肆意驰骋，没有人约束我，我说谁好谁坏都行，但这里不行，我有合约。实际上，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载体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是不能实现的。比如他的住房，他的职称，他的追求进步，他如果没有这个体制，他很难独立存活，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机会越来越大，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或者从前读了一些书的人来讲，能找到一个平台，抒发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是可遇不可求。别人不敢说，我来香港谋生快20年，经历很多，从事的平面媒介很多，我以一个很朴素的下意识的感觉来讲，我很少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企业，喜欢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喜欢这个平台给我的有限和无限的空间。在凤凰我的个性和平台的结合迸发出很多主观能动性和激情。我和凤凰，我相信这是一个缘分。
记者：您又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两者区别的？
杨锦麟：知道分子应该是王朔的一个贬义的说法，被《新周刊》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东西。我更认同自己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恢复到孔夫子，他没有任何新闻传播手段，他就是靠奔走游学，络绎不绝于道，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知道分子，知识分子是西方移植的概念，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不需要体制的攀附，他有自己独立存活的空间，有自己独立发言的机会。很多人会成为体制的叛逆者，离经叛道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不认同，搞得自己五六十岁还这么愤青。我认为不必，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
记者：凤凰走过了十年，您会对凤凰提出什么忠告？
杨锦麟：凤凰在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可以理解的妥协，到一线去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他们有自己生存的压力，这是一个商业台，不是东林党人坐而论道的台子，他们要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凤凰的不容易就从这点可以看出来，除了合约以外，它的坚忍不拔，求生的欲望，总是置死地而后生，它的logo也说明了这一点，不断在涅中寻求重生的机会，靠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才能生存到今天。如果只是满足于太平盛世的歌功颂德，满足于大型节目的制作，大家很开心，凤凰的精神元气却会慢慢损耗。如果要给凤凰提出忠告的话，这就是我的忠告。当一个媒介已经成熟，有商业价值了，它应该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多的升华？这对凤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会不会后继乏力？它会不会没有原来的创业激情，它会不会出现审美的疲劳，这些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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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3）
到凤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发育，但是青春痘长在别人的脸上
记者：在香港媒体谋生多年，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杨锦麟：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更好，我不觉得这是境界，我觉得这是使命。我懂得中国，这跟我的经历有关，下乡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中国，打工让我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这种经历是刻骨铭心的。那时候当过小学教师，反正什么活都干。15岁的孩子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那土地连在一起，吃各种各样的苦，是刻骨铭心的。我到厦门大学之前，我自己用两万元给我所在的区办了一个工艺美术厂，第一年收到100万的订单，一回来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厂长，我不干了，我去读书，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想象得到吗？知识改变命运，具象到一个人的命运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到凤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发育，这种苦的承受是所有读书人的宿命，是我们这辈人的宿命，我也想50岁休闲于山水之间，写些文章，我现在也有这个条件。我为什么乐此不疲？我每天5点起床，每天读小山一样的报刊，是因为我有种充实感，不是所有中国读书人都有这个机会，不是所有中国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有这个机会，这个平台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能满足我情感的宣泄，我对言论的责任，做一点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但还能做一点谏言，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倍加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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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本嘉（1）
游本嘉 凤凰卫视驻台湾首席记者
公元二00三
口述人：游本嘉
凤凰卫视驻台湾首席记者
口述时间：2005年9月28日
口述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李敖是一个压抑的人
游本嘉：凤凰在台湾的节目我们分三个部分做，一是台湾新闻，包括政治、经济、民生、娱乐。第二，台湾的纪录片，不断发掘题材。我们做地方焦点，做台湾的焦点，但是也希望别的地方的观众看得懂。第三，就是制作台湾主持人的节目，李敖是一个，陈文茜是一个，赵少康是一个。赵少康和李敖的节目，我都是制作人，陈文茜不是。但是陈文茜常常在台湾录。
记者：那我们就先从李敖说起。你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李敖？
游本嘉：1980年的时候我是他的读者，他的书当时在台湾是禁书，进步青年都会看他的书。那时候政治开始开放，有很多管道可以买他的书。后来我在一家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他是我的下一档节目，但一直都没有接触。后来到凤凰，才开始正式接触。
我可以跟他做很好的朋友，这种关系是很简单的，他跟我某种程度上讲个性很合。君子不论私交，我很少在外面说我跟他私交很好，他也喜欢这样。我也很少随便打电话给他，除非公事上的，必要的关怀什么的，通常情况下我不会打电话找他，他也不会找我，他是一个喜欢这样的人。
记者：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只有一套衣服。
游本嘉：三套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本来希望他换个造型，他不喜欢，他喜欢始终如一。他在台湾做类似节目《笑傲江湖》，也是有标志性的衣服，红夹克，从头到尾。他希望大家对他有印象，成为一个印象，一个标准。
他是一个在生活上非常有规律的人。过午不食，吃东西非常简单，傍晚吃一碗面，一汤，有时候就一个面包，一碗牛奶。他身体非常好，越来越精神，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有精神。
记者：他在生活中为什么这么有规律性？
游本嘉：我有一次问他，你为什么？他说坐牢啊，饿了也不怕啊，吃很简单的东西也无所谓了。172cm，71kg，30年来维持这个标准。戒烟40年。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上，他对吃的要求非常低，这跟陈文茜不同，陈文茜很爱吃，嘴很刁，哪里好吃哪里去吃。大师对吃完全不挑，只要简单，清淡就可以。他很少告诉你，这个东西好吃，我跟他相处这么久，很少听他说什么东西好吃。有一次录完节目，四点半，我通常不离开办公室，因为我留德多年，我很德国派。他去办公室拉我，说你不要这样，每天在办公室压着你的同事，让他们很难过。他拉着我的手说走走走，我请你吃东西，你就放你的同事一个下午休息。好好好，我就陪他去吃。他永远都吃那一家店，永远都吃那几样东西。
他口袋里永远都有一沓钱，一沓很厚的钱。他不太用信用卡。现在才开始用了。台湾立法院打扫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