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这种有较强专业特色的人，应该在一个范围内选，而不要只在一个单位选，于是就把这个名额拿出来了，放到全市的范围里选，重新给报社调换了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名额，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学电视的人。
人生的有些事情，有时是很偶然的，但是马克思曾说过：当你走向社会之前，实际上你的生活轨道，已经大约被确认了。偶然中其实蕴含有必然，结合我的这个人生转折点也可以说明其辩证道理：我几年间一直在新闻方向上努力做事，又经过一段社会锻炼，青年时期的职业经历与国家高考招生这个机会相遇并结合，这就是我进入广播学院学电视的一个偶然之中的必然。
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传媒业和电视业在高等教育中并不是那么火爆和时尚，考生主动在第一志愿里报传媒，特别是广播学院这样的学校不多，后来毕业的师弟、师妹里可能像我当年不自觉与电视结缘的人有一大批。
记者：当时广院毕业以后就留校直接当老师了吗？
王纪言：毕业之后，当时我也想到新闻机关去工作，比如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我还是想到第一线去，我认为在第一线可以接触火热的生活，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来自内蒙古属定向招生，特别是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向中央电视台也推荐了我，他们也愿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门不同意，就说我这样的学生，应该回到边疆去，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留下当老师。这样我就被留在学校了。
在传媒业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的精通者。这是广院的传统
王纪言：筹办凤凰卫视的时候，和长乐总裁一起用了较长的时间，跟国际上很专业的新闻集团的主管们进行研究、探讨，并规划未来的合作模式，当时新闻集团总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板询问：“谁是办电视的？”老板就跟他说：“是这位王纪言先生，他是大学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乡，从在家乡办小报开始，当过报童、印刷工，他的新闻才能是从层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后来他退休离开了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在送别他的酒会上，戴格里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实际上是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是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他认为教授是不能做电视的，教授可以做学问，不能做电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长乐总裁向他介绍我是一个教授的时候，他心里就打鼓，他认为事情可能要糟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学业方面有专攻的教授们是不操作像传媒业这样事务的。不过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却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
王纪言（2）
我当时留在学校里，没有立即投入教学，而是参加了一些电视实践，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后来若干年间，从拍新闻到拍纪录片，到做特别节目，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实践，在精力体力最棒的时候，在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好处颇多。就说认人这一条，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当初参加中日合拍电视实践的一批人，后来成为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一些著名的传媒人，或者传媒业者，这样我就和第一线的资深传媒业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教学很有帮助。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这对我的电视生涯起了相当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王纪言（3）
凤凰卫视创立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我们决定在香港办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