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之中。人生悠悠百年，攀登的历程不可谓不长，但大致而言，其实不过三个阶段：懵懂阶段，愤激阶段，成熟阶段。
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懵懂阶段，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懂事的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前的阶段。人生识字忧患始。人生惟有无知无识的童蒙阶段，没有忧患。这个阶段的特征，可以用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三境界的第一个境界来概括，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童稚之时，世上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此时，我们对许多事情懵懵懂懂，却固执地相信自己所见到的就是一切。这个阶段是美好的。我们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宗教信徒般虔诚的信仰和崇拜。冯友兰把这个阶段称为自然境界，就像小孩子和原始人那样，对任何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
此生何所求？更上一层楼（2）
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愤激阶段，这是一个人从懂事开始，投身茫茫人海努力奋斗，但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或者没有完全理解人生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孔子所说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直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特征可以用参禅的第二重境界来概括，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年龄渐长，阅历渐多，对社会、人生、世界有所认识，但尚显青涩。此一阶段，我们往往处处碰壁，愤激满怀，彷徨挣扎，身不由己。但这个阶段却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不成熟中已经孕育着成熟的种子。冯友兰所说的“功利境界”（为自己做事）和“道德境界”（为社会做事）大概都应归在这一时期。但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并不是一个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上升的过程，他是平列的四个不同层次。即便我在这里划分的人生三个阶段，也不是完全以年龄来区分的。
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这是茅塞大开，世事看透，内心平静的时期。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孔子所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直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时期，其间分了三个层次。这个阶段的特征可以用参禅的第三重境界来概括，即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罢了。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庶几相当于这个阶段。
说到成熟阶段，我要引用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解释“成熟”二字。他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不是也在于追求这一份心灵的成熟状态呢？我想，一个人一旦憬悟到这种状态，他大概离“更上一层楼”的境界也就不远了吧。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境界、每一个层次，都可以说是人生攀登历程中的一层楼。而我们对于每一个阶段、每一种境界、每一个层次的透彻认识和勇敢超越，就是我们攀登人生高楼的阶梯。
迂回的道路，常常是达致目标的最近距离（1）
留别王维/孟浩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国中，孟浩然绝对称得上是大腕、巨擘。为了充分表达我对这位诗人如滔滔江水般的崇敬之情，我要冒一下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来给我心目中的唐代诗人们排个座次，就像《说唐》里面的英雄排座次一样，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以下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罗成、杨林、魏文通、尚师徒等等，这个座次当然是以武艺（力）论英雄，民间过年时常贴的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只能排在第十六七位。
以下是我排定的唐代诗人座次表：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白居易第三、王维第四、李商隐第五、李贺第六。这6个人无疑是唐代诗国里最耀眼的明星，代表着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们是诗人中的诗人，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交给了诗的诗人，民间分别为他们上尊号如下：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白居易“诗魔”，王维“诗佛”，李商隐“诗神”，李贺“诗鬼”。“诗神”的尊号是我替李商隐加上去的，大概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其理由是：一者，西方的诗神缪斯，是一位女性。中国没有诗神一说，但让李商隐这位最深于情的诗人来当诗神，怕也是说得过去的。再者，以李商隐的诗风而论，迷离恍惚，情思百结，缠绕于心，仿佛三日不可解者，大概也真有点“神”。以上6人之外，其他人大概都要降一等，只宜简明扼要地称之为诗“人”了。
让我们另起一行，排定稍次一等的诗人，他们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王勃、陈子昂、张若虚、孟浩然、王昌龄、王之涣、崔颢、高适、岑参、韦应物、张继、孟郊、刘禹锡、元稹、杜牧，共15人，大致可以居于第二层次。这些诗人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来考量，也是第一流的诗人。再其次，其作品可以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属于第三层次；可以入选《全唐诗》的，属于第四层次。说到这里，我必须马上加个括号解释一下，否则韩、柳的“粉丝”们就要寝我之皮、食我之肉了。韩、柳的诗的确够得上一流水平，但考虑到二人“唐宋八大家”的赫赫声名，就不必将他们仅仅范铸在诗国里与李、杜等人一较短长了，这样做既屈就了他们，对李、杜等人也不公平。
话扯远了，还是赶快踩刹车，折回来说这首诗。开元十七年（729年）春，孟浩然于不惑之年第一次赴长安应试，没有成功。但他仍然滞留京师，想走献赋上书的路子求得汲引，登入龙门。这期间他与王维常常往来，但王维此时已经弃官，无力帮助他。是年冬，孟浩然在极度失望中打算还乡，行前写了这首诗。
诗的意思很简单：自从落第之后，我就在投谒无门、寂寥孤独中打发着日子。我是多么心灰意冷啊，不如归去吧，但我又是多么留恋。朝中的当权者有谁能欣赏我、任用我呢？世上的知音原本难觅啊。我已经下定决心，后半辈子要坚守寂寞，归隐故园，从此绝了那仕途经济的心。面对世态炎凉，孟浩然就这样咀嚼着心中的隐隐悲酸。
诗人的笔触向来是饱含感情的，诗人的心灵却害怕咀嚼辛酸。但是，诗人偏偏是这样，越害怕越是细细咀嚼，越咀嚼越是痛彻肺腑。因此，辛酸的诗行一旦从诗人的肺腑中汩汩涌出，那么，即便泪腺再不发达的人也要无力抵抗的。阮籍的“穷途之哭”，杜甫的山河破碎之泪，李商隐的迷离惝恍之思，哪一个音符不是从诗人的肺腑中涌出？他们因现实而痛苦，他们因痛苦而思考，他们因思考而发为诗，诗是他们存贮泪水的容器，诗是他们锁闭秘密的木匣，诗是他们镌刻记忆的雕刀。千百年后，我们打开这个容器，我们解读这个木匣，我们研究这把雕刀，然后我们化身为诗人，进入诗人的生命体验之中，我们就这样读懂了诗人，同时也以诗人之情思灌溉了自己干涸的心灵。
迂回的道路，常常是达致目标的最近距离（2）
诗有多种，诗人亦有多种。真正的诗人，是把命运完全交付出去的那一种，比如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真正的诗或者真正的文学，是以真善美为武器，刺痛我们的灵魂并给我们的灵魂以拯救的作品。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积聚和引爆一场几乎是毁灭性的核聚变反应，从而使旧我死去而新我诞生。但忧伤的情绪，或者说消极的心态，却是一种潮湿的空气，它使我们的心灵因不堪负累而朝下坠落。它是瘟疫，能够迅速传染，使心灵失去免疫力而中毒。因此，忧伤或者愤激本身并不是诗，能够把忧伤或愤激融化的东西，才是诗。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这是愤激之词，更是辛酸之语。尽管我没有办法使诗人不愤激、不辛酸，但是我恨，恨极了诗人的脆弱，恨极了书生的无用。清人黄景仁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说得够彻底的了。但是我恨，恨极了诗人。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苍白与懦弱，并且把这些人生无价值的东西展览给人看！他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改变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发掘和确证自己的价值呢？文人（诗人）就一定要走仕途经济的路吗？古往今来，又有几个文人曾经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呢？杜甫叹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究竟是缪斯女神错误地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走错了道路？我多想起古人于地下，向他们追问原由。我多想告诉他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就可以改写自己的人生。
世上最近的道路，不是直直地走去，而是当你面对高山或者深谷阻隔时，你能够从容而又谨慎地选择迂回的道路，并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浩然的选择归隐田园，真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我必须指出，孟浩然的这一选择，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否则他在《留别王维》诗中也不会愤激地低吟那“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句子了。可喜的是，孟浩然的这个抉择，却让大诗人李白羡慕得不得了，以致忘情地歌颂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横贯中国北方大地的黄河，纵横五千四百多公里，最终奔向大海。伟大的黄河一旦选定目标，就只顾向前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