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漾漾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
那个姑娘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小伙子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姑娘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3。 尊严对生命诉说（3）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
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 ；有的人说保卫科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那个姑娘的衣服剥下来；有的人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人看来，保卫科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
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侮辱 ；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述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 ；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 ；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只能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 ；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
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
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这个案子由于案情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它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这就是黄河吗？不，它不是黄河。和它比起来，黄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黄河很孤独。
在我亲身面对真正的黄河，与黄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以后，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30。在大地上生根（1）
“老葛，这里有一个山洞！”不知谁呐喊了一声。
葛满康心中一喜，一边继续向敌人射击，一边命令身边的几个担架队员：“快！全部撤到山洞里去！”的确，撤到山洞里去是唯一的生路。敌人已经占据了西面的山岗，再往西奔突已经不可能了，后面的敌人正在紧逼而来，情况万分危急。后生们一边撤退一边还击敌人，向山洞转移。
敌人发现了他们的意图，枪声愈加密集了，火药味呛得人喉咙火辣辣地疼，眼睛异常酸涩。子弹呼啸着在空中飞舞，弹头落在洞口的岩壁上，溅起一簇簇蓝色或者橙红色的火花。
葛满康是最后一个退进山洞的，他马上找到了依托，继续射击敌人，他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在沉着地点射。这是喜子，他打仗也显示出一种稳重的劲头。敌人的武器失去了射杀的目标，渐渐稀落下来了。
葛满康和喜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外面黑黢黢的夜色。不时有一两个敌人闪出身来向洞里面射击，葛满康能够赶在敌人扣动扳机之前把他们撂倒在那里，这显然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正哇啦哇啦地呐喊着什么！过一会儿，敌人也安宁下来了。世界一下子变得极为沉寂。
忽然，葛满康听到身后传来“扑通扑通”的响声，他吃了一惊。他安顿喜子注意敌人的动静，便爬起身退到山洞里面去了。他的几个兵士们正在一个个地倒下去，与此同时，山洞里响起了响亮的鼾声和疲惫不堪的呻吟声。
他弯下身摸了摸地面，地面潮湿而阴冷。“等一下，同志们！”他冲他们喊，“不能在这里睡……同志们，起来，坚持一下……”没有一个站起来。他跨过他们，摸索着岩壁向洞里面走。脚下有一两寸深的积水，空气中混杂着一种腐臭的气味儿。他转了一圈儿，又摸索着走出来——这是一个十几米深、四五米宽的山洞。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比起里面来，后生们躺下去的地方还算好一些。
他站在倒在地上熟睡的担架队员身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塞着。他知道，他们是太累了。每个人都扛着弹药和武器，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跑了三十多公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没命地奔跑，不断进行战斗，即使是铁人也会累得倒下去。他不能不让他们休息，尽管他知道这对于他们是极端危险的。他把牙咬得“咯咯”响，摸索着整理他们的睡姿。他又回到了洞口，趴在喜子身边。
最近几天，战斗开始收缩进行，葛满康的担架队基本上完成了搬运伤员的任务。红军在临阳镇缴获了大量武器，一位红军营长命令葛满康的担架队转变为运输队，让他们跟随大部队往黄河岸边转移，从罗家川渡口把这些武器搬运到黄河西岸去。
出发以前，为了防备万一，红军营长派两个战士来教担架队员使用武器。在一个山坳里，担架队员练习了射击。来自马家崾岘的五个后生，除了绍平以外，其他四个人都在村子里练习过射击；那是他们追随在赤卫军后边，软磨硬磨才办到的事情。摸过枪和没有摸过枪就是不一样，所以，打靶的时候，喜子、双柱、友娃和狗剩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红军的称赞，葛满康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绍平趴伏在地面上，双手微微有些颤抖。
“不用害怕，”红军战士说，“第一次打枪就是很紧张，放松弛，放松弛就可以了……”
其实绍平不是紧张，他是因为突然得到这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权利而激动——这说明他跟喜子、双柱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他真正成为了这支队伍的成员，没有人认为把武器交给井云飞的儿子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喜子他们甚至站在身边鼓励他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