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民联和民促在香港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1947年10月31日在香港举行，民促和民联的相关领导人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朱蕴山、朱学范等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先前筹委会拟定的一系列决议案。在后来又召开的筹委会会议基础上，同年11月12日（这一天恰为孙中山83岁诞辰日）举行国民党*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增列了何香凝和冯玉祥，并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
会中，李济深致了开会辞，其主要内容包括：（1）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2）民革前身上溯自邓演达、彭泽民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3）强调三*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4）*的新*主义即三*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义的范围。19
会中，何香凝、彭泽民、王卓山、蔡贤初、陈其瑗、朱蕴山、张文、何公敢等人作了讲演，他们认为，复兴国民党的时候已经来到，强调“三*义为最好之种子，三大政策为最好之园地”，要复兴国民党，首先要复兴三*义，认为“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即今日共产党土地政策”，“民生资本主义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以及其他*派合作。”20 。 想看书来
传教士外交家（6）
12月25日，代表大会又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由李济深致词，何香凝在讲话中提议将三大政策中的“容共”改为“联共”，将“扶助农工”改为“耕者有其田”。21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发表了《成立宣言》，强调：“三*义为救国唯一良方，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
对于民革的成立，1948年3月8日，*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司徒《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将失去权力。司徒雷登说，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合作。
军事起义的参与者是军人，民革的李济深究竟掌握了多少军队可以发动军事起义，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从粤军起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军中门生众多，曾自撰一联：“国内陆军皆后辈，粤中名将尽门生。”李是反蒋的主将，被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后，联手冯玉祥、龙云等，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笔者认为，李济深虽然军中门生众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均为李的旧部），但他所寄望的是“桂系”，而要*的桂系将领响应他的号召发动军事起义的现实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报告》后来又多次提到李济深的民革，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民革和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22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23民革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24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进行了协商。司徒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25司徒雷登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26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传教士外交家（7）
从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我们甚至已经得知这个以民革为主导的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即李济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冯玉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报告》还说，李济深希望美国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27
这份报告写于1948年10月14日，此前，*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联合政府。包括民革在内的中国各*党派纷纷通电拥护*中央的主张，拥有军事武装的中国两大政党，*兵力已明显占有优势，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正在发动之中，淮海战役即将发动，而这一切，都是*及其军队浴血战斗的结果。*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的地位已无庸置疑。其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任何力量染指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下山摘桃子）。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提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先例，除*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28但是同为共产党人，斯大林从苏联的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却反对*的一党政府设想，他认为中国即将出现的新政府，“将是一个革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29这样，才有了其后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对于*呼吁召开新政协的政治见解，民革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卖国*者，尤要使今后永无*卖国*者产生”。而“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义相符合的新*主义纲领”，“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的立场利益为前提”。30
分歧的存在是历史的现实，实力却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李济深本人也在1948年12月26日离开香港北上，1949年1月7日到达苏军控制的大连，2月25日，抵达北平，参加了*主导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而他发给香港美国领事馆信函中关于由他为首组建联合政府的人选的设想，也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31
这一点对解读司徒雷登在南京易手后仍坐镇南京，并力图与*高层接触是有帮助的。
传教士外交家（8）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请求授予我与*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32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4月24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往见黄，傅在交谈中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了。
黄华的后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而司徒雷登则一方面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又凭着他的个人判断自行其是。
当时美国大使馆内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是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的，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33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在对待*及未来新政府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项所谓“事实承认”与“法律承认”的初步设想，当然这种设想是以*和苏共的关系及其对美态度的演变为转移的。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动作，*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留宁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
5月10日，毛泽东指示*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通过陆志韦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